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展示出安倍政权在国防战略上的基本设想，诚如《大纲》开篇指出的：“此大纲是基于2013年安倍政府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1］1

　　而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分析则表明：安倍政府正在积极推动日本国防战略的转型———未来的日本将更为全面、深刻、主动地对日本及其周边乃至全球的安全事务进行广泛参与。

　　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是对安倍政权国防战略的纲领性概述。对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进行解读，有助于阐释日本对周边安全的参与状况。而对日本周边安全态势的评估则是对“日本在周边安全事务中的困境”加以理解的关键。

　　一、《防卫大纲》对日本周边安全环境的基本解读

　　在对日本《防卫大纲》的解读中，首先阐述了日本《防卫大纲》是基于《国家安全战略》之后，在对国际环境进行基本评估后的结果：在对全球安全环境的认知中，随着国与国相互依存的加深，彼此所面临的危险也在不断上升；在对亚太安全环境的认知中，“灰色地带”的矛盾逐渐演变成局部的冲突［1］2。在《大纲》中，对安全环境评估多是强调全球与亚太地区的安全隐患，而对环境的整体评估却并不明确。环境评估的基本状况也构成了对日本国防战略演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通过对全球与亚太地区安全隐患的分析与判读，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构成了安倍政府国防战略的缩影，展示了日本国防战略的基本态势，其中，对国家安全环境相对负面的评估居于主流。

　　首先，在日本国防战略的运行中，已经形成了对周边安全环境的负面认知，这一认知使日本国家防务部门可以争取到国内更多的政治、经济和媒体资源。其次，在环境危险的评估中，日本对周边国家在安全事务中的观点并不认同，且与周边国家很难建立起必要的安全互信，这严重冲击了日本与周边国家安全关系的拓展与加强。最后，有关国家安全环境的负面评价，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已经逐渐影响到了日本媒体、公众的政治倾向，使日本媒体、公众难以对国家安全环境产生相对良好的认知。在日本国防战略中，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整体评估所形成和不断深化的负面认知，正在对日本及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造成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这种认知恰恰正在构建日本对国家安全环境的观念———认为日本的国家安全环境正在趋于恶化，这种恶化在影响着日本的国防战略、媒体评价和公众认知。正如温特对“观念”的评价：“国际政治中权力分配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分配建构的，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观念建构的。”［2］

　　而这种观念的建构将促使日本在利益和权力的运用中，更多地关注国家安全环境的负面评价，这种评价的影响亦很可能使日本的国防战略更为强硬，并向外交和媒体等方面辐射。

　　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中，对国防状况的整体判断是：将积极的和平主义作为日本开展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纳入日本的国防战略，并在2013年的日本《防卫大纲》中得以体现［1］4－5。这一原则的实践要求日本拥有更为强大的国防能力，拥有更加有力的作战能力、战略投送能力、通信和情报搜集能力，以及后勤保障能力等，由此也将促进日本国防能力的整体建构。在《大纲》中，日本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日本自身的努力，以及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1］5－9。

　　从日本自身的实力，以及从国防体制、自身防卫能力的构建等方面考量，在未来日本国防战略的谋划中，日本政府将进一步加强本国的军事力量。而随着日本军事实力的提升，将对日本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局势构成一系列的影响：一是日本政府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周边地区的安全事务中；二是日本将在东北亚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无法预计的作用，尤其是在应对地区安全危机及在突破集体自卫权的限制之后；三是周边国家对日本的警惕增加。鉴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地区安全问题上所存在的与周边国家的纷争，在日本军事实力增强后，会进一步影响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

　　二、《防卫大纲》对日本参与周边安全事务的解读

　　关于日本对其周边安全事务的参与，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中做了说明：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对周边安全事务进行参与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准备。

　　在未来日本防卫力量的构成中，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表明：将加强日本自卫队的警戒能力，情报能力，运输能力，指挥、控制、信息与通信能力，应对岛屿被攻击的能力，应对弹道导弹攻击的能力，应对空间与网络的能力，应对重大灾难的能力，应对国际和平活动与其它相似活动的能力［1］16－19，这些能力将通过日本政府及其防务部门进行资源调配和整合，将有助于促进日本国防能力的整体提升和强化。这种提升与强化构成了日本国防能力提高的物质基础。

　　日本国防能力的增强已经成为事实。到2020年，日本自卫队将拥有更多的先进作战平台，如F35型战斗机、“出云”号护卫舰，以及更加先进的潜艇等。“出云”号的标准排水量为1．95万吨，全长248米，宽38米。海上自卫队目前拥有“日向”和“伊势”两艘全通甲板型护卫舰，标准排水量均为1．35万吨左右。随着冷战的结束，“专守防卫”在日本国防战略中的地位已经名不副实，而这种像“出云”号在内的、可以支持长期战争的作战平台，将有助于日本推进国防战略的转型。

　　通过相应的编制整合，日本自卫队的整体编制状况将更加符合日本防卫部门的认可和国家安全环境的需要。按照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的表述，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总兵力仍将保持15．9万人，但其机动部队将由现在的1个装甲师团扩展到3个机动师团、4个机动旅团、1个装甲师团、1个空降团、1个海军陆战团和1个直升机团；地方守备部队则将从8个师团、6个旅团缩编为5个师团、2个旅团。岸舰导弹作战部队仍将维持5个联队，而高射炮联队将由8个减少到7个；海上自卫队方面，将增加1个护卫队和1个潜艇群，驱逐舰，将从47艘增加到54艘，其中装备宙斯盾系统的驱逐舰将从6艘增加到8艘，潜艇将从16艘增加到22艘；航空自卫队方面，将整合为28个警戒群，并增加1个预警机航空队，作战飞机将从240架增加到360架，战斗机将从260架增加到280架［1］28。通过上述编制的调整来看，根据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日本的自卫队将拥有更强的机动能力、作战能力，而这种能力也被视为是日本国防能力增强的重要表现。

　　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中，以提升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作为其主要内容之一，内容主要包括：提升多边安全合作、提升日韩合作、加深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努力加强三边关系、提升与中国的安全对话、提升部长级安全对话“2+2”、加强与东南亚的关系、加强与印度的关系、提升诸如ODA在内的外交政策的合作，以及多边安全合作对话［1］9－10。显然，在日本防卫部门对周边安全环境的整体评估中，日本政府尤其是防卫部门，正在试图通过相关合作的开展，实现日本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参与。而在日本对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参与中，其主要是基于三种考量：一是通过对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参与，日本可以争取更多的国家安全空间，使日本自身的安全能力得到提升，获得周边安全合作参与的经验及政治资本等；二是通过对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参与，日本可以在美日同盟的运作中争取主动。众所周知，在美日同盟的运行中，美国一直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而日本在美日同盟中长期居于从属地位，通过对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参与，可以增强日本的主动性，即增强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分量；三是通过对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参与，日本可以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处于主动态势，既可以获取来自美国的支持，又有助于其在亚太地区发挥遏制中国的作用。从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指导下的日本国防战略转型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日本希望谋求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试图与亚太地区国家开展相关的安全合作与对话；但另一方面，却并未就实现合作提供相应的条件。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的出台和实施，实际上为日本与亚太地区国家开展安全合作制造了阻碍。

　　从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的分析来看，日本希望通过对周边安全事务的参与，进而达到对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参与，在不断谋求和强化日本自身的安全利益、拓展相应的安全空间。

　　三、对日本周边安全演变态势的评估

　　在对日本周边安全演变态势的逐步推演中，日本政府以2013年《防卫大纲》的出台来推进日本国防战略的转型，这一转型有着实践国防战略转型的双轨机制：美日同盟及日本政府自身的努力。依托双轨机制，美日同盟在日本国防战略的转型中，既可以为日本提供相应的军事技术、武器装备支持，又可以为日本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与此同时，日本的国防也将依靠其自身的力量，这也将成为日本国防战略转型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通过对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的整体评估，以及2012年12月安倍再度执政后，日本在国防战略中的一系列举措的考察，日本依靠自身力量增强其军事能力的程度在不断增加，原因在于：日本与周边国家海洋权益争端的不断升级，促使日本注重对本国国防能力的强化。而对于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中所涉及的增加预警机、作战舰队等的设想，可以视为日本增强自身国防能力的表现之一。

　　基于上述有关双轨体制的分析，对日本周边安全演变态势的评估可以考虑在将双轨机制作为参考标准的同时，关注以下态势：日本将可能采取更加积极的国防政策和更加强硬的立场，通过对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的推进，将拥有更强大的军事实力。而日本国防能力的提升与美国积极推荐的亚太战略再平衡存在一定程度的呼应。日本国防战略的转型使其国防能力得以提升，日本对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参与，将实现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优势的强化和在该地区霸权地位的巩固。而日本国防能力的提升在具有区域效应的同时，对其自身国防能力的提升也有明显的影响，这将符合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政治环境的变迁，即国内政治环境的保守化趋势已经深入日本的政治环境中。安倍政府所公布的、正在落实的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完全符合这一政治环境的需求。而通过对政治环境需求的关注，安倍政权可以谋求更多的政治资本，进而达到巩固其执政地位目的。

　　通过采取更为积极的国防政策和立场，借助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安倍政权试图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及实现美日两国在安保战略中的对接。对处于亚太区域安全互动中的日本，安倍政府通过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表明，其对国家安全的基本观点和认知，其中，相对明确的目的之一就是日本试图通过国防战略的转型争取日本在区域安全事务中的主动。

　　对于日本自身的安全，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并非真正客观的分析，目的无外乎希望通过刻意渲染、炒作周边安全事务中所谓的“威胁”来为日本强化国防能力，突破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武器出口三原则等问题，人为地制造某种机会。这是安倍政权有意为之，鉴于此，亚太地区各国都应加以警惕和关注。

　　反观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安全事务协调，可能也正面临着危机，从表面上看，日本国防能力的强化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转型之间存在某种契合。但随着日本国防战略转型的实现和亚太地区安全互动的持续，特别是日本与周边国家利益冲突的升级，使得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安全事务协调也将面临困境：假设日本与周边国家虽然出现持续的紧张局面，但处于相对可控的范围内，美日同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但如果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危机逐渐升级为冲突或者发生战争可能时，美国终将因日本同盟的牵连而被迫为日本在涉及其周边事务安全中的某种不负责行为买单，这也必然将导致日本与美国之间面临安全事务协调危机。尽管目前日本与美国在安全事务的协调方面并未出现真正的危机，但随着安倍政府在安全领域所采取的强硬态度和冒险行为，这种潜在的协调危机势必是客观存在的。日本国防战略的实施难以适应其在周边地区安全的所有需求。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在运作的过程中，对日本周边地区安全的影响也随之显现。

　　一是日本国防能力的强化正在逐步突破日本周边地区国家相对均衡的军事实力。日本国防能力的强化将使其形成对周边地区国家的比较优势，而“专守防卫”政策实质上已经无法发挥作用，和平宪法的修订以及集体自卫权的解禁都表明了日本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二是日本国防能力的强化与亚太地区的安全需求难以适应。当前，在日本周边国家都在致力于和平发展、稳定繁荣的时候，安倍政府强化军事实力的作法无疑在亚太地区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2012年9月，民主党政府罔顾历史现实，强行实施所谓钓鱼岛“国有化”，直接造成了中日关系的极速恶化。而之后的安倍政权不但没有停止钓鱼岛“国有化”的闹剧，缓和中日关系，反而坚持民主党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错误立场，进一步加剧了中日关系的持续紧张。2013年出台的日本《防卫大纲》则在国防层面上进一步表明了安倍政权无意改善中日关系、缓和地区安全局势的态度。事实上，日本正在通过国防战略的转型、国防能力的强化，不断恶化周边地区的安全局势。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展示了安倍政权应对周边安全态势的整体评估。通过对《防卫大纲》的解读可以了解，安倍政权正在积极推动日本国防战略的转型，以及增强日本的国防能力。

　　而这种转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适合日本和平发展需要的。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规定了“维护日本的和平安全与维持日本的生存是日本政府的首要职责”［3］，安倍政府旨在通过积极强化国防和军事力量谋求所谓的“大国化”目标是无益于日本和平稳定发展的，也背离了日本人民对国家安全与生存的需要。

　　四、结论

　　在2013年《防卫大纲》公布之后，日本国防战略转型的推进正在对日本及其周边地区和国家构成了一系列安全威胁。因此，对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的解读，不仅需要研究其学理意义，而且需要关注《大纲》在现实的运作中所形成一系列影响。

　　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的公布是安倍政权推进日本国防战略转型的关键步骤之一。通过对2013年日本《防卫大纲》的解读，尤其是对日本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积极参与和现实困境的分析，将有助于中国对日本国防战略转型后所造成一系列问题进行准确把握和积极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