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２年２月尼克松的“和平之旅”和《上海公报》的发表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当时尼克松曾承诺，如果大选获胜，他将在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因而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不是标志着中美正式的外交关系的重新开始，而是标志着为最终实现这一目标而展开的漫长协商的揭幕。从１９７３年１月２０日第二任期开始至１９７４年８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黯然下台，尼克松政府经历了从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到陷入停滞再到放弃这一努力的转变。在此期间中东战争、石油禁运引发的国际经济困难和混乱分散了美方的注意力，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包括中国对苏联的担忧和对美苏缓和的不满、美台关系、柬埔寨形势、资产问题等等都无数次冲击着发展中的中美关系偏离原有轨道，双方关系在短短两年内经历了从加速推进到陷入停滞的小幅震荡。

　　这一时段是脆弱的、新生的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期。回顾这一特殊过渡时期的中美双边关系，探究美对华政策制定的变化轨迹，总结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于进一步推动２１世纪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国内外学者主要聚焦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停滞原因的讨论，比较缺乏对美国该时段对华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① 　　笔者主要依据美国解密档案（主要是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即ＦＲＵＳ）对尼克松第二任期内为何没能兑现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承诺问题重新进行分析和研究。通过回溯尼克松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出现的争论，透视在此期间美对华政策从积极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到放弃努力的变化轨迹，以及造成这一变化的国会中两党的博弈，白宫和国会的分歧与妥协等因素。

　　一、尼克松政府就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设想 　　第二任期开始后，尼克松政府着手制定贯彻《上海公报》的方案，尼克松和基辛格显示了他们更为倾向承认北京的立场。①

　　首先，在第二任期之初，尼克松政府在发展中美关系问题上的态度是积极而鲜明的。在中美关系现状方面，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约翰·Ｈ．霍尔德里奇（ＪｏｈｎＨ．Ｈｏｌｄｒｉｄｇｅ）在呈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表示继尼克松１９７２年访华之后，中美的民间交流与互动“引人瞩目”，如１９７２年下半年中国科学家和医生组成的“塑造友谊”（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ｂｕｉｌｄｉｎｇ）代表团和１９７２年底至１９７３年１月中国杂技团在美国的访问都很成功，受到“热烈的欢迎”。美国在过去６个月中也有不少的访华团队得以成行，包括美国记者团去年秋天对中国进行了一个月的参观访问。② 　　在这份备忘录的基础上，基辛格就他的第五次北京之行与尼克松进行电话磋商时，尼克松要求他向中国领导人转达再次访华的意愿，并为此“征询中方意见”。③其次，尼克松政府积极寻求巩固现有的中美关系的成果，将其机制化、常态化。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７日，基辛格向尼克松提交了其亚洲之行的备忘录，其中就中美关系分析指出：第一，目前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是“积极的”，双方不仅“扩大了双边交往”，同时在全球维度上也保持着“心照不宣的合作”。④第二，中国“选择”与美国改善关系也是因为美国的“实力”。⑤第三，中美在改善相互关系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美关系的“转折点”是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它打开了中美友好的“阀门”，尽管当时还受到尚未结束的越南战争的“制约”。⑥

　　在此次访问中，中方希望在“每一个领域加强中美双边关系”，不仅接受了美在北京建立联络处的建议，而且提议在华盛顿建立一个中国的联络处；同意“在科学、文化和其他领域实施大规模的、具体的和双向的交流计划”。⑦可以看出，基辛格此时对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表现出很大信心。再次，尼克松政府内部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２日，尼克松谈及了他对目前中美关系的担忧。他说，不像那些“愚蠢的媒体”所认为的，只要总统与毛泽东“握了手”，一切就会变得“非常令人满意”，两国的关系还可能是“严峻的”，重要的是在双方迄今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⑧ 　　尽管尼克松所讲的是整个中美关系，实际上这也是他对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看法。此时美国国内关于这一问题也有争论。１９７３年４月２日，在一份写给国务卿基辛格的备忘录中，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理查德·Ｈ．所罗门（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Ｓｏｌｏｍｏｎ）就美国应当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提出了建议。声称，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加速发展的情势下，北京增加了对台湾地区的“压力”以便通过谈判解决“该岛的地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有三种选择：第一，听之任之；第二，促进双方谈判；第三，不直接介入谈判而起到一种“更加巧妙的催化作用”。目前应对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谈判采取审慎态度，就台湾地区的“未来地位”问题对该岛的舆论和领导趋势进行“系统的定期评估”。⑨

　　无论是尼克松强调中美关系的严峻性，还是所罗门主张应对“台湾问题”采取审慎态度，实际上都是反映了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一种犹豫不决的立场。当然，比较积极乐观的看法也是有的。１９７３年７月１１日，美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就基辛格新的访问北京的计划向他发出了两份电报。在第一份电报中，他提醒基辛格，中方在他这次访华时“可能会关注中美外交关系完全正常化的时间问题”。①第二封电报指出自从巴黎协定签订后，美中双边关系一直“发展良好”，尽管在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重要的柬埔寨和“台湾问题”；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准备推进“关系正常化”，只要美国根据《上海公报》的精神做出“友好的反应”。② 　　最后，尼克松政府试图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寻求折中的办法，一再试探中国政府的底线。尼克松政府试图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又不愿意与台湾地区断绝“外交”关系，而如果以“日本方式”③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则意味着要以断绝与台湾地区的所有政治和军事联系为先决条件。④基辛格在１９７３年３月２日又专门就其对北京的访问向尼克松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过去２０个月（从１９７１年７月首次访华算起）的中美关系的“演变”进行了分析。

　　第一，通过美国领导人的多次访华和与中国领导人的数百小时自由的交谈，双方“都对对方的风格开始熟悉”，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交流”，双边关系有了“超乎预料的飞速进展”，对华外交也成为尼克松进入白宫以来“最为成功的外交政策之一”。基辛格甚至明确提出：“白地说，我们现在成了心照不宣的盟国。”⑤ 　　第二，这次访华“最大的进展”是双方就“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一事取得了一致。美国本来认为，“只要台湾地区代表还在华盛顿，北京就不愿在那里开设任何办事处”，不料中方“决心向前跨出一大步”。此种享受外交特权、等同大使馆待遇的联络处可使中美两国建立“事实上的外交关系”。这也是中国“急于让迄今为止中美关系正常化所取得的成果机制化、长效化的证明”。基辛格甚至乐观地预测，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争端曾阻碍了双方关系实现完全正常化，现在终于找到了“使这个难题迎刃而解的办法了”。第三，基辛格特别汇报了他和中国领导人就“台湾问题”进行的会谈。这又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美军从台湾的撤离。为表达美方的诚意，他向中方提供了一份详细的从台湾地区撤军的计划，即在随后的一年中美方将撤走五个空军中队，即约４５００名驻台美军，而在此后的一年则将继续撤走至少两个Ｆ－４空军中队并且“认真考虑”撤走其他驻台美军部队。⑥

　　第二个方面是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正常化。基辛格声称，与北京的关系实现正常化之后，美国还将在台北保持某种形式的代表，相信可以为此找到一种中美“相互都能接受的方式”。⑦ 　　最后，基辛格认为，中方对“台湾问题”是“富有远见和充满耐心”的，愿意在美国没有与“台湾当局”“断交”的情况下在华盛顿设立联络处是愿意帮助尼克松政府摆脱在这个问题上的“困境”的表示。“台湾问题”是一个美国目前能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上都能够“掌控”的事情，但是不能在此问题上抱有“幻想”，最终要迈出的一步将是“痛苦的”，尽管台湾地区是难得的“体面的”盟友。显然这是指美国最终必须按照《上海公报》原则与台湾地区“断交”。⑧

　　基辛格和尼克松指望中方能够在“台湾问题”上做出重要让步。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１９日，基辛格就其刚刚结束的四天中国之行向尼克松递交了一份总结报告。他认为这次访问“在各方面都是积极成功的”。通过与毛泽东进行的将近３小时的会谈、与周恩来进行的长达１４个小时的会谈以及几个小时的非正式会谈，双方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包括：（１）就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肯定和加深了双方领导人对“战略观点的认知”。（２）此次达成的联合公报“拓展了现有的双边关系”并且指明了“未来的行动方向”。（３）中国领导人对尼克松的“坚定的外交”表示了“理解”，并且希望尼克松能“克服国内的困难”。基辛格特别提出，在“未来一个时期核心的双边问题”———“台湾问题”上，中方显示了它的“耐心与机敏”。但是，基辛格显然错误理解了中方的立场。在谈到中方在联合公报中再次强调“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只有在肯定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实现”的时候，他认为这表明只要美国维持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在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也能与台湾继续保持一种实质性的关系”。① 　　尼克松阅读到此处时作了批示：“非常重要。”②同日，基辛格还在国务院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谈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近况。他说，美国媒体声称国务卿“为了建立外交系”去到中国，结果却没有“达到那一目标”，这是“无稽之谈”。中方在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立场有了“重大变化”。过去中方为此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前提”，而现在仅仅以“接受一个中国”为条件。③

　　事实上，“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能在中美之间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就必须解决“台湾问题”。从基辛格在１９７３年２月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来看，尼克松政府既准备按照过去做出的承诺继续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同时又想脚踩两只船，不肯割断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与“军事联系”，不愿放弃“台湾当局”这个盟友。直到１９７３年底，尼克松政府始终采取了这一态度。 　　二、尼克松政府围绕正常化问题与中方的互动

　　尼克松政府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矛盾态度，直接影响到美方与中方就此问题进行的磋商和讨论。首先，中美双方都重申了要遵循《上海公报》的原则逐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心。１９７３年１月３日，基辛格会见黄华，向其转交了尼克松致周恩来的信。尼克松在信中一开头就开门见山地重申了他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心，称“美中关系的进一步提升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他说，在他的第二任期内“将向着美中关系正常化的目标继续迈进”，所有之前做出过的与这一目标相关的承诺都会得到履行，而基辛格会在再次访华期间就这些承诺与中方展开全面讨论。④概言之，尼克松这封信表达了在第二任期内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心，并希望不久后基辛格与中方进行的讨论能就此取得更多实质性的进展。周恩来在１月６日给尼克松的回信中表示，中方“欣赏”美国总统希望继续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愿望，相信按照《上海公报》原则逐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紧张局势的缓和”。⑤其次，中美就如何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具体步骤进行了磋商。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５日，基辛格一行飞抵北京正式开始他对中国的第五次访问。从２月１５日下午到２月１９日上午，他和周恩来一共进行了大约２０个小时的正式会谈，并受到了毛泽东的长达２个小时的接见。在这些交谈中，除了国际形势外，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内容。 　　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基辛格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的谈话可以归结为五点：第一，目前中美关系正在朝着有利于双方的方向发展，除了“那些历史遗留问题”之外，中美两国“没根本性的分歧”。⑥第二，尼克松总统的对华政策不会“受到任何变化的影响”。⑦第三，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为了支持美国“在那里的行动”而部署在台湾地区的军事力量“将全部撤走”。⑧第四，美国将在尼克松的第二总统任期的最初两年“大量减少”在台湾地区的军事力量，１９７４年以后将“致力于”在１９７６年年中以前实现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和建立“完全外交关系”，不会“不必要地加以拖延”。⑨

　　第五，美方打算像中国希望的那样尽快地采取“一些具体的步骤”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①在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时，基辛格表示，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并无“敌视情绪”，相反，中美之间目前只存在一个“本质上属于法律性质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我们将解决它”。② 　　基辛格所指的显然是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在听取了基辛格关于第五次访华的报告之后，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６日，尼克松写信给毛泽东与周恩来表达了自己继续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心。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尼克松高度称赞了毛泽东对基辛格一行发表的“坦率而广泛”的讲话，表示对目前两国为“加快我们关系的正常化而采取的步骤”感到“非常满意”。③

　　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尼克松再次强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依然是美国政策的基础”，自己在第二任期会向第一任期那样“尽力”实现这一目标。④总之，在１９７３年初，尼克松政府反复向中国领导人表示，将依据不久前做出的承诺，在１９７６年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再次，到１９７３年末美方态度已悄悄发生了变化。美方一再对中国领导人强调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希望中方做出让步。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基辛格对北京进行了第六次访问。与周恩来会谈时，基辛格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做出了这样一些表示：第一，正像尼克松对中国领导人重申的那样，在其“这一任期”内，在“１９７６年年中”以前，“实现美中关系完全正常化”。第二，在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方面，目前美方的确“存在困难”。但是美方愿意听取中方的“建议”并努力与中方“取得共识”。第三，在１９７４年，美国将从台湾地区撤出２个鬼怪式飞机中队（每半年撤出一个），并将从台湾撤出Ｕ－２高空侦察机和核武器，减少在台湾地区的通讯和后勤力量。⑤

　　此时，中国已经感到，由于“水门事件”的影响，尼克松总统的权威受到大幅制约，而国内政治斗争的加强又会波及在他任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但是，在１１月１２日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时，基辛格对毛泽东保证，“水门事件”“不会影响到”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政府将“继续目前的路线”，并能够在“危机”中采取相应的行动。⑥他还特别承诺，尼克松政府希望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到１９７６年“完成这个过程”。在毛泽东提出只要美国与台湾地区“断交”中美两国就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后，基辛格表示，美国的困难是，因为“各种与国内形势有关的原因”，“美国不能立即与‘台湾’断交”；所以问题是两国是否能够找到“某种方式”建交，从而象征性地加强两国的联系，因为从技术层面来说，中美之间互设的联络处“非常有用”。⑦ 　　后来，他又指出，联络处“现在工作得很好”，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中美两国是否在某个时候认为有必要“象征性地显示我们的关系在各方面都是正常的”。那时，“我们就应当发现一种方式使得建交成为可能”，但是“这并不是一种必要”。⑧由此可见，在第六次访华期间，尽管基辛格仍然表示要在１９７６年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他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他通过赞扬联络处的工作淡化中美建交的意义和必要性，为其推迟实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策预留伏笔。另一方面，基辛格强调由于国内的原因美国难以同台湾地区“断交”，声称为此中美之间应当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实际上是指望在口头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同时，继续与台湾地区维持某种形式的“官方关系”。这无疑是尼克松政府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立场的倒退，从而预示着未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将趋于停滞。在中美双方的互动方面，中东战争将基辛格第六次访华推迟到１９７３年１１月，事实上，在这次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前进的势头停止了，原因不仅仅是“水门事件”和注意力被其他国际事务分散，而且也因为尼克松与基辛格两人都不准备接受可能附带的政治后果，即要转向完全的承认，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①

　　历史学家也指出，在基辛格１９７３年１１月访华后，中国人盼望美国能在正常化方面采取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当美国官员没有这样做时，中国人觉得非常失望。②当然，中国此时也处于多事之秋，特别是“四人帮”对周恩来的围攻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评，③也使中国外交在对美的立场上趋于僵硬，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④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承认“在（１９７３年）九月份，我们从中国高级外交人士在世界各国首都发表的言论中看到混乱的讯号原来前后连贯的、始终一致的路线消失了。它几乎肯定是中国内部斗争的反应”。⑤至少可以认为，中国此时的内政与内耗不止一次挑战并打乱了美国政策制定者对冷战的理解，继而引发了美方对华政策丧失耐心和消极情绪的蔓延。 　　三、尼克松政府就中美关系陷入停滞的讨论

　　基辛格的第六次访华是１９７４年８月尼克松辞职之前中美关系达到的高潮时期。在此后的９个月时间里，由于尼克松在“水门事件”的漩涡中越陷越深，基辛格也忙于应付其他事务尤其是中东问题，加上美国国内亲台势力的作祟，中美关系逐步陷入停滞状态，尼克松政也逐步放弃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努力。 　　应当说，在尼克松辞职之前的几个月中，中美关系正常化，乃至整个中美关系在尼克松政府的议事日程中的重要性已经明显降低，政府内部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讨论并不多。就连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也承认，自１９７３年１０月以来，能源危机一直占据着美国政府的视线，事实上，他与基辛格的会谈“几乎没有涉及到中国”。⑥

　　尽管如此，还是可以看到尼克松政府在此问题上的一些考虑。首先，与台湾当局“断交”一直是阻挠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⑦尼克松政府内部在此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１４日，在基辛格结束第六次访华之行的当日，美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随同基辛格一起去东京参加美国驻亚洲的大使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政策。布鲁斯与时任美驻台“大使”的沃尔特·帕特里克·麦康瑙吉（ＷａｌｔｅｒＰａｔｒｉｃｋＭｃＣｏｎａｕｇｈｙ）在“台湾问题”上发生了争论。麦康瑙吉主张继续发展与北京的关系但不加以“正式承认”。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在“中美恢复交往几年后”，中国会“同意建立某种更加正式的外交关系”而不将此“与美台关系联系起来”，因此，现在美国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利用“现有的机制”改善中美关系。布鲁斯则对美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拖延策略表示了怀疑。他指出，虽然北京有“足够耐心”，并未不时让美国“注意‘台湾问题’与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联系”，⑧但是迟早它会按照《上海公报》的内容“要求与美方建立一种正式的外交关系”。“台湾问题”的悬而未决阻碍了双方建立充分的信任关系，如果美国不下决心与台湾地区断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迟早会受到不可避免的损害。⑨ 　　其次，美政府内部出现了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逐渐停滞归咎于中国国内局势的观点。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３１日，理查德·Ｈ．所罗门（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Ｓｏｌｏｍｏｎ）在写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声称，中国高层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态度有分歧。因此，尽管至今为止中美两国高层的“频繁接触”促进了双方“诸多共识”的达成，但是就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来说，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①

　　如在人员交流方面，中国对发展有意义的长期科学和文化交流的“态度非常勉强”。他认为有两个原因可以对此进行解释，而这两个原因都与中国的国内政局密切相关：一个是对“右倾”路线的反对，另一个是“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所罗门建议美方以“基辛格个人名义”通过布鲁斯给周恩来传递“自己”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担心，以引起中方的注意。②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所罗门在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再次指出，“一系列事件”表明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目前“停滞不前”，由于签证问题，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斯蒂芬·英格索尔（ＲｏｇｅｒｔＳ．Ｉｎｇｅｒｓｏｌｌ）也只好非常遗憾地取消了东亚之行北京站的停留计划，而美国人申请赔偿的问题也迟迟得不到解决。在分析了中国正在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后，所罗门推测，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停滞不前状态要到１９７４年上半年才能结束，即中国新一届人大会议召开并进一步赋予了周恩来及其支持者的政策以“制度上的合法性”之后。③２月５日，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时基辛格声称，虽然毛泽东、周恩来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推动者，中国在与美国打交道时仍然是“小心谨慎”的，但是，由于中国国内形势“严重不稳”，目前中美关系仍然“没有进展”。④ 　　同一天，所罗门在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再次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路线”没有“偏离美中关系正常化轨道”，但是当中国人正在忙于“清点其内部事务”时，他们希望“暂时地淡化与外国人的接触”。⑤３月１３日，基辛格一方面告诉《华盛顿邮报》，布鲁斯返回华府是为了提供他对欧洲事务的看法，这与中国无关，媒体的报道失实。中国人“尽力暗示”美国人，他们的对美方针“没有变化”。另一方面，他又表示，中国人目前确实“没有时间像去年那样培植与美国的关系”。⑥

　　再次，美国政府内也有官员提出，实际上此时的国际局势分散了美方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注，中方为此感到不满和担心。１９７４年２月１４日，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亚瑟·Ｗ．小汉密尔（ＡｒｔｈｕｒＷ．Ｊｒ．Ｈｕｍｍｅｌ）在给美驻华联络处代理主任艾尔弗雷德·詹金斯（ＡｌｆｒｅｄＪｅｎｋｉｎｓ）的信中说，自从基辛格担任国务卿以来，虽然“紧紧控制着中美关系的所有重要方面”，但是他必然要忙于“许多其他事务”，如中东问题和目前的能源会议，不可能关注中美之间的“日常事务问题”。甚至布鲁斯也被临时召回华盛顿参与西欧事务，中美关系更多由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ＢｒｅｎｔＳｃｏｗｃｒｏｆｔ）和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理查德·Ｈ．所罗门（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Ｓｏｌｏｍｏｎ）负责。５月２４日，布鲁斯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提出，中美关系的确存在某种程度的“冷淡”（ｃｏｏｌｉｎｇｏｆｆ），中国领导人担心，由于关注世界其他地区的“危机”和国内的“动荡政局”，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出现“反弹”。为此，他们对中美关系的状况感到失望，包括不相信美国会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给予中国“完全的外交承认”并“从台湾撤出美国的使馆”。布鲁斯还特别强调，这也是他与之交谈的４０多位其他国家驻华大使的看法。⑦１９７４年７月１日，反对美苏和解的鹰派人物民主党参议员亨利·Ｍ．杰克逊（ＨｅｎｒｙＭ．Ｊａｃｋｓｏｎ）一行抵达北京访问，联络处副主任约翰·Ｈ．霍尔德里奇（Ｊｏｈｎ，Ｈ．Ｈｏｌｄｒｉｄｇｅ）与杰克逊一行的成员卢西恩·派伊（ＬｕｃｉａｎＰａｙ）和德怀特·珀金斯（ＤｗｉｇｈｔＰｅｒｋｉｎｓ）“私下交换了”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他们也认为，中国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态度“非常积极”，造成目前事态的原因似乎更多是出现在“美国方面”而不是“中国一方”。⑧ 　　最后，还有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停滞是两国共同造成的。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８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Ｗ．理查德·斯麦瑟（Ｗ．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ｍｙｓｅｒ）向基辛格提交了一份题为《我们在亚洲的立场》的备忘录。他认为，中美双方都对当前两国关系趋于停滞负有责任，包括周恩来“患病”，缓和政策在美国国内遭到“攻击”，美国未能设想出一种“正常化方式”。美国不能期望海峡两岸“在困难和复杂的正常化过程中始终与我们保持一致”，或者“容忍所有的战术上的不确定性”。他最后悲观地预言，美国最初的目标，即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同时又不会在国内或在亚洲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将会“很

　　难”甚至“不可能”实现。尼克松政府内部的讨论表明，进入１９７４年后，尼克松政府内部的一些人认为必须放慢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另外一些人虽然不愿这么做但是也已经意识到这一正常化过程的停滞已经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尽管他们对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仍然存在分歧。①或者说，这时尼克松政府已经放弃了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努力。 　　四、中美关系正常化停滞后的双方交往

　　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实际上已陷入停滞，在与中方的交往中，尼克松政府一方面继续表示推动这一过程的愿望，另一方面迫于华盛顿台湾院外集团的压力和国会对其试图放弃保障台湾地区安全的谴责，又更加强烈地指望中方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０日，基辛格在访苏之前会见了中国联络处副主任韩叙时表示由于技术的原因，第二个美国鬼怪式空军中队从台湾地区撤离的时间要推迟到１９７５年５月，比原来承诺的１９７４年下半年晚了几个月。②１９７４年４月１４日，在纽约宴请参加第六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时，基辛格又表示，希望就像去年１１月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讨论的那样实施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路线”。③尼克松政府“正继续减少”在台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并“在考虑实施一个中国原则的方法”，愿意就此听取中方的“任何想法”。④ 　　显然，考虑到美台间的特殊关系，基辛格实指望中方能够在建交原则方面做出让步，在美保留一个在台联络处的同时在北京设立大使馆。而这一“双轨政策”是中方所不能接受的。邓小平在纽约时就对基辛格表示，中方希望这一问题能较快得到解决，但是也不着急。同时参加会谈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则更为明确地提出，中美关系正常化只能以“日本方式”作为基础，没有“其他途径”。⑤

　　换言之，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中方依然坚持要求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和撤出驻台美军。在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７日会见由华盛顿州州长丹尼尔·杰克逊·埃文斯（ＤａｎｉｅｌＪａｃｋｓｏｎＥｖａｎｓ）率领的美国州长代表团一行时，乔冠华强调了“日本方式”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⑥翌日，李先念在会见该州长代表团时也谈到了“台湾问题”，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陷入停滞的责任是在美方，并再次提到了“日本方式”。⑦ 　　简言之，中方坚持如果美国不断绝与台湾地区的外交关系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中美关系正常化就不可能得到实现。在此情况下，基辛格口头上仍然表示要继续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１９７４年６月２４日，基辛格在访苏前夕表示美方继续“维持着对与中国领导人讨论过的政策的兴趣”。这显然是指中美关系正常化一事。⑧

　　但是，此时距尼克松辞职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他即使有心也无力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了。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曾说：“后来我在１９７４和１９７５年再去访问时，他们的态度不是冷淡就是踌躇不前———虽然两国关系从来没有倒退。”①实际上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尼克松政府未能积极兑现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做出的承诺。 　　五、结语

　　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不仅标志着自１９４９年起中美激烈对抗的结束，也标志着以最终建交为目标的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在第二任期之初，尼克松及其领导下的美国政府计划在１９７４年中期选举以后全力推进这一进程，并在１９７６年年中与中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遗憾的是，在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基辛格第六次访华以后，美国就逐步放弃了积极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努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进势头也相应陷入停滞的状态。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的原则分歧无疑是导致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在进入１９７４年以后陷入停滞状态的根本原因。中方要求美国采用“日本方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以及“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但是，尼克松政府虽然最初打算迅速解决“台湾问题”，并且向中方提供了从台湾地区撤军的时间表，却在与“台湾当局”“断交”的问题上迟疑不决，试图以表面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换取中国的实质性让步，指望在与北京建交之后继续与台北维持某种形式的“官方”关系，这显然是中方断然不能接受的。从更深层次而言，双方外交体制的差异导致的理解错位，对对方领导风格的日益熟悉与随之而来的更多困惑始终交织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正如布鲁斯在日记中沮丧的抱怨那样：“自己不太可能了解中国政治领导者所专注的事情和想法，也不可能被他们信任，尤其在国内事务方面。目前与过去一样，分离西方和东方的鸿沟是很深的。”②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所呈现的这种停滞状态一直延续到福特政府时期。尽管如此，应当承认，尼克松政府最初采取的积极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策还是为中美两国的最终建交铺设了第一块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