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关心城市治理中公权力的作用方式、制度建设和组织间关系的协调。在城市治理的研究过程中，经历了从过去强调政府的角色，譬如政府配置资源、政府公共责任、政府资源投入等，转向现在强调政府、社会和市场在城市治理中的合作关系。大数据和智能化技术可以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其服务的不止是社区和城市层面，甚至可服务于跨城市区域，甚至国家层面。

　　社会治理的转型影响与演进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快速社会转型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引发了许多不协调因素。其一是市场化改革造成中国社会的社会分化和利益多元化。不同社会群体对政府角色、公共服务产生不同理解，甚至出现阶层之间、群体之间、代际之间的价值冲突。大量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其公民对政府越具有更高水平、更个性化的公共品要求，也更具能力评价政府绩效。我国正在经历这一进程，因而，要理性看待互联网上公众对政府的诉求和建议。

　　其二是城镇化带来现代生活的同时，又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如环境压力、能源压力、城市服务、贫富差距等。我国强调城市发展的相对均衡性，而城市治理中涉及的户籍问题、社保体系等均有差异。城市居民要求有公民身份即享受相同福祉，为保证这一价值追求，如何落实值得探索。

　　其三是正在经历的大规模网络化，对整个国家影响巨大。截至2018年6月，中国网民已达8.02亿。网民不仅上网，且对公共问题很关心，弥补了线下空间所缺乏的表达途径。虚拟空间的匿名性、低门槛、开放性、“围观效应”等促使网民积极表达个人或群体诉求，给政府带来一定压力。

　　基于上述分析，社会治理应在三个维度加以区分考虑：一是快速转型期可能产生高发、频发、骤发的不可预测性社会风险；二是现阶段充分释放的社会诉求表现活跃且多元，可以被吸纳到决策过程；三是集体行动性公众诉求会带来“围观效应”或自下而上的压力。在此情况下，社会治理的理念、模式，以及政府和社会沟通的方式均发生变化。此外，社会治理演进过程也发生了两个重要转变。第一，政府—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社会管理时期，政府是自上而下、单向度管理；社会治理时期，由政府主导、吸纳社会组织和公民多治理主体有序有效参与。第二，建设理想社会的目标发生重要变革。“智慧社会”在数字化空间反映为社会各个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网络化、普遍化、智能化的，智能由此成为与土地、劳动、资本同等重要的新型生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