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前汉代丝绸之路开创时期，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在中西文明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以来，敦煌汉塞及邮驿遗址先后出土的大量汉代简牍，记录了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传播交流的生动历史进程。

　　1907年和191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来到敦煌汉塞，将盗掘的汉简3000余枚与莫高窟敦煌经卷一同劫掠而西，保存在今大英图书馆。罗振玉、王国维闻之扼腕叹息，奋笔数月著成《流沙坠简》，唤醒了国人对汉代简牍的珍视。1944年，向达、阎文儒在玉门关遗址发现汉简48枚，现藏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新中国成立后，敦煌地区屡出汉简。1979年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汉简1217枚，内容丰富。1990年至1992年，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20000余枚，是目前国内外单一地点出土汉简数量最多的一次，悬泉置遗址因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在历年文物调查工作中，敦煌汉塞陆续发现汉简数百枚，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从两汉史籍和汉简文献来看，敦煌在汉代丝绸之路开拓阶段具有重要地位。由于张骞凿空西域，汉代对西方神奇的土地充满了解的渴望。出于抵御匈奴入侵的需要，汉朝实施了联通西域的重大策略。霍去病出师河西，汉开河西四郡，在敦煌设立阳关、玉门关作为出入西域的枢纽，中西文明交流的进程在敦煌留下了清晰的印迹。

　　汉与西域的畅通交流，是外交与军事协同作用的结果。汉武帝派遣张骞通西域后，以西域绝远，非人所乐往，于是“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汉朝使者经敦煌到达西域，由于路途遥远，食粮不继，往往受到西域诸国欺凌。太初二年，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初次出征，由于粮草准备不足，大军到郁成而中道返回。汉武帝闻之大怒，派出使者遮玉门关，下诏说“军有敢入者辄斩之”，李广利只好驻师敦煌。次年，汉又征发六万多人，广备粮草，李广利复出敦煌一路向西，最终取得了征伐大宛的胜利，得天马而归。这一事件，充分反映出敦煌在西域开拓史上的重要地位。此后，无论是长罗侯联通乌孙、都护郑吉屯田西域，还是匈奴日逐王归汉、西域诸国入朝中原，敦煌出土汉简文书都有反映。东汉时西域三通三绝，敦煌发挥的作用更加重要：西域副校尉一度设在敦煌，敦煌太守兼领西域——敦煌是汉代联通西域的咽喉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