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一段“另类”的《黄河大合唱》演出视频在网上传播并引起广泛关注,一部脍炙人口的经典音乐作品竟遭到如此“恶搞”,令人气愤。为此,本期“光明学人”推出整版纪念文章,追怀《黄河大合唱》曲作者冼星海同志,以此缅怀这位交响音乐中国化的重要奠基人。冼星海以深刻的思想性与鲜明的主题性相结合,开辟出了中国交响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之路。他指出:“建立一种新兴的民族音乐,代表进步的人民雄亮有生气的作风,代表着全民族的工农的朴实、耐劳、刻苦的强大集体力量,这种音乐才是我们民族我们时代所要求的,是有民族性而又有世界性的。”继聂耳之后,冼星海以更广泛的题材、更丰富的体裁、更娴熟的技法,用众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展现了中国人在危难时刻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无愧于“人民音乐家”的称号。 

　　南国箫手 

　　1905年6月13日深夜,满天星斗倒映在波光粼粼的珠江,宛如银河自九天滑落,黄苏英便以这梦幻般的美景给新生儿起了个富于诗意的名字——星海。

　　然而,冼星海的童年并非诗意盎然,作为疍民的遗腹子,寡母劳动时所唱的岭南民歌给他以音乐启蒙,“顶硬上”成为他毕生的信念。11岁时,他入岭南大学新加坡分校养正学校读书,在校军乐队担任乐手。1918年秋,他回到广州,在岭南大学附中半工半读,由于善于吹奏洋箫(单簧管),博得了“南国箫手”的称号。岭南大学是教会学校,冼星海在此受到了西洋古典音乐的熏陶,他利用课余时间自学小提琴,并兼任学校管乐队指挥,由此拉开自己壮丽音乐人生的序幕。1926年,他北上求学,“在北平,我曾入北大音乐传习所,专修音乐理论和提琴,也曾在北大听过鲁迅先生的小说史,我又学过古琴和其他的中国乐器。”(冼星海:《致中共鲁艺支部的自传》)

　　长期的自学和实践激发出冼星海对专业音乐学习的渴望,1928年秋,他考入上海国立音乐院,在主修小提琴的同时,选修了钢琴和作曲理论等课程。在中共地下党员张曙的带动下,他加入左翼社团“南国社”,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滋养。在1929年发表于《音乐院院刊》的随感《普遍的音乐》一文中,冼星海以贝多芬为例,明确提出“要把音乐普遍了中国”的宏伟梦想——

　　“我的主张是要把音乐普遍了中国,使中国音乐化了,逐渐进步上去,中国不怕没有相当的音乐天才产生……此后实际用功,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使她整个活泼和充满生气……所以学音乐的人的思想,不要空想,还要实行。”

　　然而,国内颓靡的音乐环境已无法实现冼星海音乐报国的志向。1929年夏,他毅然登上开往巴黎的航船,向着心中那纯真的梦想昂首扬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