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为何称《国民浅训》“真我生绝好纪念也”

　　在梁启超一生的著作中，《国民浅训》一书无疑最具有传奇性。所谓“传奇性”既指向成书过程，也包括了其后的出版发行。实际上，该书的封面已不同寻常。在梁启超自题的“国民浅训”四个端庄凝重、带有汉魏碑体风格的红色大字后，又有行书小字：“丙辰三月越南帽溪山中/扶病署 饮冰”，不但颜色夺目，而且题款中即透露出“故事”。

　　“丙辰”为一九一六年，当年三月，梁启超正在从上海赶赴广西的路上。由于前一年袁世凯加紧了帝制自为的步伐，梁启超先是承担起鼓吹舆论的责任，大力抨击与揭露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与鬼蜮伎俩；而在袁氏导演的“顺从民意”，接受“中华帝国皇帝”帝位后，梁启超便彻底与之决裂；一九一六年三月四日，应广西都督陆荣廷的邀请，为坚定陆氏举义之心，梁启超自上海出走，冒险从军，经香港，绕道越南，最终于三月二十七日抵达镇南关（即今友谊关），与已经宣布独立的桂省护国军会合。《国民浅训》正是成书于此行途中。

　　根据梁启超家书，可以推知，《国民浅训》乃于三月二十一日开笔写作。只是，此前一日，梁氏已中暑热患病，到此日下午大发作。其所处环境，则“不特无一家人且无一国人”，“若其夕死者，明日乃能发见”。而当夜“灯火尽熄，茶水俱绝”，梁苦痛难过欲死。幸好次日早晨有人来查看，急忙以一种特效草药救治，经半日而霍然病愈，梁启超方得续作此书。这本“病起后即捉笔著成”的《国民浅训》，全书“约二万言”，乃以“三日夜成之”，完稿时间为三月二十五日。用去的三十张纸，正是梁氏简单行囊中“珍如拱璧”的数十张笺纸中的大半。

　　对于这样一本匆促写出的小书，梁启超本人实相当看重。寄出后，不但担心失落，四月六日信中尚追问在上海的陈叔通等是否收到，因“别无副本，若失去则枉费心力矣”（《与佛苏静生厚生叔通铸甫慎之诸公书》）；而在与女儿书中，梁氏甚至径称“此书真我生绝好纪念也”（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信）。如此挂怀、推重，固然是出于其“为播越颠沛中扶病疾书之作”（《国民浅训·自序》），在个人生命历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然在生死未卜之际奋兴迸发出的文字，也应是梁启超自以为最值得留告世人的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