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饶公曾对我说：“我不敢相信自己可以为一部书，给你们写了如此多的信，这是我一生未有过的奇迹。”今天这些信件揭开尘封的往事，既是对饶公声誉的澄清，也是还原三十年前编辑《甲骨文通检》的真相，给历史作一公正的注脚。对我而言，压在内心的歉责与不安，在此终于可以向学界和饶公作一交代，了却多年以来的一桩心愿。

　　如果说一种学问背后，藏着一段活生生的人生故事，那么展现在你面前的这一封封信里，流淌着的便是写作者最真实的情感。有谁会相信，一位学人为了一部《甲骨文通检》，从1980年代初起将近十年，给一对父女累计写下了六十多封信。而这部书，不但成就了他的夙愿，也见证了一份君子承诺和坚守，这位学人就是我熟悉的饶宗颐先生。三十年前的往事，已经变得模糊，幸而时间停留在了这些信札中，仍能唤起我许多的记忆。

　　我的父亲沈之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在上海从事文博工作，并担任上海博物馆馆长。“文革”中由于父亲受到政治审查，我在农村插队，几次想上大学都落选。当时我很受刺激，决定开始在父亲的指导下，利用家里的藏书，系统学习甲骨文。那些年，读书给我精神上带来的快乐和满足，至今都让我很是怀念那段青春岁月。我从此与甲骨文结下了不解之缘，并走上一条预期之外的人生之路。1978年，我作为专业人才，从宿县工厂调入安徽省博物馆工作。

　　我第一次见到饶公，是在1981年9月于山西太原举办的第四届古文字年会上，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吉德炜（David Keightley）、周鸿翔，和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的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先生。这次会议之后，我因得识饶公，开始编纂《甲骨文通检》，想不到竟改变了人生轨迹。此后的二十六年，我的研究与饶先生的学术事业交织在了一起。

　　19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胡厚宣先生主持大型项目，将海内外公私所有、包括著录的甲骨整理编成《甲骨文合集》13卷，陆续付诸出版。当时还有海外如加拿大、英国的甲骨收藏相继问世，加上新出土的小屯南地甲骨，可以说，1980年代是甲骨文研究的黄金年代，资料的集中给甲骨研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优越环境。1982年春，饶公应李一氓先生邀请，出席北京全国古籍整理会议。会后，李一氓先生请饶公吃饭，讲到打倒“四人帮”后，全国要恢复开展古籍整理的规划，饶公在海外有一定影响力，希望能支援并筹划出一个项目来。将近十万片的甲骨，怎样更好地被不同专业的学者利用？饶公从北京回到香港后很兴奋，想了好几天，决定编一部甲骨文综类。9月饶公游黄山，先到了合肥，然后与我集合一起去黄山，当时陪同的还有中华书局赵诚和许礼平二位先生，至今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最初的策划和构思是在黄山宾馆产生的，那天正好是1982年的中秋节。

　　1983年1月31日，父亲应香港市政局邀请，参加“上海博物馆珍藏中国青铜器展览”开幕式。在港那段日子，父亲有更多时间与饶公一起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此时饶公与父亲商谈，准备编纂甲骨文综类工具书，邀请父亲一起参与，自此，《甲骨文通检》正式启动。在以后的岁月里，父亲为该书的编纂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直到生命结束前一天还在伏案工作。

　　1983年4月，经饶公积极筹措，在香港北山堂基金会的资助下，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一年。前期来访的有姚孝遂、赵诚两位先生，他们先与饶先生筹划编纂一部类似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的甲骨文工具书。几经考虑，赵诚先生和姚老师觉得在香港还不具备编纂这样一部大型工具书的条件，准备到内地组建班子[姚孝遂先生回吉林大学后，带领一批研究生在杭州奋战，主持编纂《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上、下册）》和《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上、中、下）》，此五本巨著分别于1988年和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至今仍是甲骨学领域不可替代的工具书之一]。当我赶到香港一周后，两位先生一个月的签证到期，也就返回内地了，可以想见当时饶公的落寞和失望。

　　留下我一人在香港中大，还有近一年的时间，怎么办？饶先生向我提出要做一个“多快好省”的、不同于内地版的甲骨整理项目。经过反复权衡，我觉得可以做一个甲骨文分类词汇索引，当时主要考虑不牵涉内地出版版权，将已出版的每条卜辞进行分类择选抄出汇集，这样可以供不同专业的学者使用。方案出来，饶公颇为赞赏。最初的分册设想是：一、先公先王、贞人；二、地名；三、天文气象；四、职官人物；后来又增加了五、田猎；六、祭祀（上、下）；七、文字。

　　那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独立承担这个项目，其实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在香港中大的那段日子，每天早出晚归，工作千头万绪，我就像一只被赶上架的鸭子，没有后退的可能，只有一头扎在已出版的《甲骨文合集》分册里，开始做词汇摘录释文卡片。每一片卜辞含有不同类别的内容，如祭祀、田猎、职官、天象等，要做的卡片少则十几张，多则上百。在那个年代电脑还未普及（1983年我访港期间，时任大学秘书长陈方正教授，已开始尝试用电脑输入甲骨释文。当时尚有许多技术条件限制，没有成功，只好放弃。1996年开始，陈方正所长与饶公、我还有其他学者合作，用了整整十年时间，终于建立了甲骨文、金文、简帛的全文电子资料库检索系统，受到海内外学者关注。虽然系统还不完善，但影响很大，成为学界创举。我有幸参与此项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又做了许多与甲骨文相关的工作。很感谢所长对我的支持与信任，这可以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经历），卡片全部用手抄录，需要有极大的耐力和静心。如此大的项目，如果没有一个团队，单枪匹马，按今天人的想法，简直有点不自量力。当时的我不知道哪来这股疯劲，竟然有如此胆识和勇气。在那个激情燃烧的1980年代，几乎每个人都在省思自己的道路，既然已经选择，我就不能让饶公失望，无论如何也要把《甲骨文通检》做好。然而这部《甲骨文通检》竟然使我与饶公、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结下了长达十七年的因缘，这是我当时怎么也没有预料到的。

　　1984年4月，我回到安徽省博物馆，合肥的学术条件远不如上海，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决定——停薪留职，回上海家中编《甲骨文通检》。这一想法获得父母的全力支持。1987年是人心思变、充满骚动的一年，上海掀起出国潮，我也被卷入这个潮流里。1988年，经胡厚宣、李学勤先生引荐，我作为辅助研究员参加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

　　文化研究所松丸道雄先生主持的《甲骨文字字释综览》项目。自此以后近十年，饶公与我和父亲的沪、港、东京三地通信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