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国刚先生潜心研读《资治通鉴》数十载，选取《资治通鉴》中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二十个关键点，以现世眼光审视传统文化精髓，追寻政治得失、王朝兴衰之迹，探究修身齐家、经世治国之道，著成《〈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

　　该书从《资治通鉴》文本出发，观照影响家国大政之关键节点，言简意赅地讲述由三家分晋至大唐盛世终结的中国历史。书中不乏忠于原典的历史场景再现、人物言行钩沉，更有张先生独到深刻而妙趣横生的分析讲论，令一部体量浩繁的古典巨著一变而为精简通达的大众历史读本，堪称当代大家解读历史名著的佳作。

　　正如张国刚所说：“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弘扬和重建是一项巨大的工作。而让大家了解经典，熟悉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近日，文汇报特邀《〈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责编贾雪飞与张国刚就《资治通鉴》的当代价值进行了访谈。

　　贾雪飞：《史记》与《资治通鉴》是中国传统典籍中两部非常重要的大书。《史记》讲求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要探索的是天人、古今的规律；而《资治通鉴》着重的是家国兴衰，关注的是民生休戚。包括后来历代的各种《通鉴》，都以提供历史经验、为后人借鉴为宗旨。在您看来，这两种著作是否代表了两种历史观，或者说是史学传统？

　　张国刚：“修身不外读经；经济不外读史”，这是曾国藩的个人体验。毛泽东说历史上有两部大书，一是《资治通鉴》，一是《史记》。我们知道，《史记》的作者所处的时代，《五经》正被提出；而《资治通鉴》则出现在《四书》《五经》都成形后。这两个时代不同。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理想是“究天人之际”。“天”和“人”分别指什么，有不同的说法。我们可以讲是“天道”和“人道”，也可以说是“自然”和“社会”。但是从司马迁本人的思想主旨来说，这“天”不会是神秘的东西，更多的应该是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这一个意义上的天，代表着日月盈昃、四时更替的自然界规律。而“人”，也不是简单的人情冷暖、人事更替，而是对人的本真、人的精神世界中最珍贵、最纯粹的部分作出探究。我们从《史记》的篇章来看，他的宗旨是求真。他的“真”不光是客观写作的真，这是史家的基本；他的“真”更是求人的本真。比如《伯夷列传》中讲伯夷时，他不太取很多儒家附会在伯夷身上的东西，对伯夷本身的事迹讲得很少，他更感慨的是人，感慨一个人即使品行高洁、才华横溢也未必能得到社会的重视。再比如他写《刺客列传》，从曹刿到荆轲，这些人都入他的传，他赞扬的是本真的精神，包括“为朋友两肋插刀”、“士为知己者死”，并没有后代所讲的对社会的责任，或者从社会需要的角度来写。这个本真也不是迂腐的。司马迁《论六家要旨》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就是在讲随着自然之势应该如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