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的一种常见理解方式根植于剧场隐喻。在古希腊，参加公共活动是常有的事，剧场活动只是其中之一。而到剧场之中的人大致有这样几种：一种是演员或参赛者，他们投身于竞争性的活动之中，追逐荣誉展现卓越；一种是看台上的观众，他们不参与竞争，是整个活动的旁观者；还有一种是生意人，趁着人多好做买卖。在这三种人之中，生意人的地位最低，因为他们的行为只为着欲望的满足，既不展现卓越品质，也显示不出高贵。演员或参赛者的地位较高，他们如果表现良好，就能展示出某种卓越品质。三种人之中地位最高的无疑是看台上的观众，他们静静地端坐在那里，以旁观者的心态打量着这一切，犹如恒星般高贵。通常认为，哲学家所扮演的正是旁观者的角色。他们所从事的理论工作并不以直接介入现实为要务。在根本的意义上，哲学家所追求的是认知意义上的真。

　　然而，这样一种对哲学和哲学家的正统理解，从古希腊开始即屡遭挑战。哲学史上，哲学家的形象除了求知者外，还有牛虻、禁欲主义者、狂狷之士等群像。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兰·巴丢（Alain Badiou）提出“反哲学家”这一概念就一点都不令人奇怪了。“反哲学”在肯定的意义上指对于某种不能抹销的、超越的、大写的，只能通过从自命真理的哲学那里主动抽减出来才能把捉的意义之信仰。反哲学家们在提出神秘元素之后便止步不前，他们相信只有通过保持克制甚至完全地无为，才有望达至它。不仅如此，反哲学家们依据神秘元素对于结构的异质性和超越性而禁止人用某种结构框架去接近和把捉它们。

　　在反哲学家的谱系中，巴丢列出了一个不短的名单，其中包括赫拉克利特、圣保罗、帕斯卡、卢梭、克尔凯郭尔、尼采等，而他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考察，也是在这样一个谱系之中进行的。在《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一书中，巴丢主要以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为解读对象，阐发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意义。对于《哲学研究》一书，巴丢则持一种极端反感的态度，其原因主要在于它处于20世纪英美经院主义哲学（即分析哲学）的正统地位。巴丢对于《哲学研究》的态度并不难理解，正如刘云卿在《阿兰·巴丢的维特根斯坦》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巴丢这一态度的错误之处，在于混淆了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思想和对维特根斯坦的巨量阐释。在这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事实上，即便以巴丢的标准看，《哲学研究》一书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对当代西方哲学构成严峻挑战。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讨论了世界、事实、事态和对象等形而上学问题。但是，他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在对以往哲学的批评中展开的，其中含有反形而上学的维度。维特根斯坦在此书中做出著名的可说/不可说之分，并指明真正可说的东西是与可观察的经验相关的，即自然科学命题。而那些超验的东西如上帝、伦理、美学等，则是不可说的。维特根斯坦认为，传统哲学因为误解了语言的用法，将形而上学当成了科学，自以为是在追求真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在根本上是无意义的。巴丢指出，“哲学的荒谬性在于它相信自己能够迫使不可言说之意义（即上帝，如果人们愿意这么说的话）在命题意义的形式下言说自身”。维特根斯坦强调哲学不是理论而是一种行动。这一观念的颠覆性在于，它将哲学与科学剥离开来，不再认为哲学追求认知意义上的真。如此一来，哲学家亦不再是那个静静的旁观者，而更多地扮演着政治家、演员或参赛者的角色。

　　巴丢指出，“数学是横亘在通向行动的伦理制高点之路上的主要障碍”。因为“如果数学能思考，那么柏拉图主义就有意义”。而如果柏拉图主义有意义，那么传统哲学所坚持的立场也就成立，即沉思才是高贵和第一位的，而行动永远是次等的。事实上，在传统形而上学之中，数学处于极为核心的地带。数学关系的永恒性昭示着这样的真理，即人们只有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形而上学研究之中，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不朽。而在现实的世界之中，一切都是变动不居、转瞬即逝的，因此，针对具体事务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只有相对的价值和意义。

　　在这种意义上，为了确立行动的优先性地位，对柏拉图主义数学观进行批判就在所难免。维特根斯坦深信，“自柏拉图以来，数学是一种主要欺骗，即形而上学欺骗的决定性支撑”。因此，他用“日常语言哲学”作为对真理进行致命追寻的替代（而这种追寻是哲学的特权）。巴丢指出，“在晚期维特根斯坦向着智者学派转变之时，根本性的措施在于将数学相对化、悬置以及人类学化，归根结底是将数学打造成一种传统游戏，其最终的依托是我们的语言习惯”。如此一来，一切必然为真的东西都不存在了，有的只是相对的东西，从而为确立行动的优先性扫清了障碍。

　　巴丢对维特根斯坦思想中行动之优先性的确立持一种肯定态度。不仅如此，他还相当激进地认为，维特根斯坦在其个人生活之中对这一思想贯彻得不够彻底。因为维特根斯坦在做过各种各样的行当之后当上了剑桥的哲学教授，而这“在行动的照耀下显得荒谬，甚至令人恶心”。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不难看清，维特根斯坦对行动的强调一旦推至极端，其实是十分危险的。维特根斯坦在面对现实政治时的幼稚表现，表明人们对行动之优先性的过度强调是一条容易走向危险的歧路。

　　（作者单位：成都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