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和提升文化消费是扩大内需、稳定增长的重要渠道，从民生来看，文化消费与群众的幸福指数密切相关，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中能够体现人民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

　　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2017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35462亿元，占GDP比重为4.29%，比2016年占比4.14%增加0.15个百分点，增速为15.2%。从2004年建立文化产业统计数据以来，我国文化产业从2005—2012年均保持在年均20%以上的高速增长（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为18.20%），到2012更是达到34.07%的增速，这是我国文化产业极高速增长的第一个阶段。2013年后增速开始下降（18.15%），2014年仅12.13%，2015年下降到谷底为7.89%，2016年又回到17.13%，2017年达到15.20%。这一时期进入到高中速增长的第二个阶段。

　　让文化产业回归市场本位

　　在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学界和社会往往从文化行业中的经营性文化和经济部门中的文化经济部门来理解文化产业，将文化产业看作是从宣传文化系统中独立出来的文化经济部门。在这一时期，文化产业是一种微观的部门文化或者中观的经济活动集合概念，主要体现为一种文化领域内的制度创新而带来的一种新的财富创造方式和新的文化业态和产业形态。

　　第二阶段不同于第一个阶段的环境是，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增速下降，在第一阶段由制度创新引发的改革红利越来越小，文化产业领域的行政化倾向、“空心化”现象越来越明显，文化企业特别是国有文化企业在诉诸市场的能力不足之后，反过来诉诸行政垄断或者政策红利。文化产业在实践中“跑偏”的现实表明，如何“发挥市场的重要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之间仍然有待于进一步调整、协同与创新。

　　文化产业理论创新的方向无疑是让文化产业回归市场本位。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文化产业也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大环境下，不能再从行业部门和经济部类来理解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应该是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科技、文化与生活方式融合发展的结果，是市场经济环境下文化发展的常态，是一种社会化的文化经济部门。它要求从文化领域和经济部类的制度创新上升到国家文化领域的观念更新和理论创新，将文化产业定位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文化传承创新和文化积累转化的主要渠道。

　　在文化经济与文化生活领域，理论创新不仅是概念演绎，还必须源于文化产业实践模式的试验。其中，扩大文化消费以促进完善文化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推动文化产业和经济增长，成为近年来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前沿方向。2010年以来，我国文化和经济学界对于文化消费与文化产业发展及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文化消费不仅有助于我国总消费水平提升，而且能够显著改善我国消费的内部结构。文化消费的扩大，不仅有利于刺激文化产业发展并带动教育、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促进文化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溢出，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同时，文化消费与文化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一方面扩大文化消费有助于文化产业成长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文化发展和经济增长又会促进文化消费的扩大和提升。

　　2015年5月，原文化部与财政部选定北京、武昌和合肥、遵义作为“拉动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试点”，委托武汉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试点政策的研究与模式设计，旨在通过实践模式创新上升到理论创新，探索一种从消费侧入手借助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引领供给侧改革的政策路径，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2016年，原文化部和财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的通知》，分两次在全国总共遴选了45个城市作为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经过近3年的试点探索，在全国范围形成了三种试点模式：一是北京、天津和惠州等地的文惠卡模式；二是武汉、南京、鄂尔多斯等地的“文化评价积分+网络（APP）”模式；三是重庆、长沙等地的“文化企业+文化消费季”模式。这些试点模式都以扩大居民文化消费为切入口，借助于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建立微信公众平台，形成联通居民个人、文化场馆、文化企业和政府文化部门的数字管理平台。通过建立居民文化评价积分，实现了通过扩大消费侧引导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