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漫长的面对面传播历史相比,今天的传播发生了根本性的“移动转向”。神速而发达的交通与通信传播系统使人们有计划地或即兴地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在聚散之间,只要人们愿意,永恒联系成为可能和现实——人们灵活地选择面对面互动或者虚拟互动。

　　亲近的强制性及其“专制”

　　人本质上是要彼此联结的,因此,抵达他人具有强制性。为实现联结,人必然要在多种意义上移动。为了获得生存资源(亲近物、地方、资源等)与社交支持网络(亲近人),人会在物理空间中做垂直或者水平移动,也会在社会空间中持续移动(向上攀越社会阶层,或者打破职业藩篱)。但是,人之移动性需求应该是通过自我选择而得到自足的;否则,就构成了杜朗顿(Duranton)所称“亲近的专制”(tyranny of proximity),即,个人移动与否是由外在力量所决定的,就是人权侵犯。比如,人们想接近某种资源、某地、某人,但不被交通、通讯条件以及他人、社会所允许;或者,人们不欲接近,他人或社会强制性地侵入人们的个人时间与空间。源于他人以及社会结构的“专制”解除,事关社会变革,而来自技术条件的“专制”,则更容易通过技术革新得到不同程度的解除。

　　从历史来看,人类的移动性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讯息的速度就是物理交通的速度。传播观念表达了人类最古老的梦想:希望增进讯息在空间遨游的速度与效率。第二阶段,由于有了电报,信使不需要做实际的物理移动,讯息就可以到达收信人。缺陷是送信人要有一个接收装置、一个固定位置,收信人要有具体物理位置。第三阶段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移动传播时代。传播技术保障了“移动的肉身化”,固定的时间、地点、人、情景等限制被解除,人类移动性这种首要的基本权利似乎得到最佳保障与最有效实现。从个体层面来讲,行者无疆;从个体之间的关系来讲,社交支持网络可随身携带;从整个社会意义上看,日益增长的可抵达性,使永恒的联系成为可能。而其反面则是:不拥有这种装置就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权利剥夺;或者因为装置,被不期而来的互动强制卷入,这都可能成为“亲近的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