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批判，这一分析批判开辟了一种属于马克思视域的“现代性诊断”“现代性反思”和“现代性批判”的独特理论路径。然而，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应该在何种意义上阐释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在现代性视域中激活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当代意义

　　如何理解马克思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关涉到如何定位马克思思想学说的理论性质问题。具体而言，我们究竟是将马克思理解为现代性意义上的思想家？还是理解为后现代性意义上的思想家？抑或是将其置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模糊地带的思想家？显然，若想激活马克思主义阐释或言说当代问题的能力，简单地回到原典以期寻找与现实对位的理论根据是难以奏效的。

　　要激活马克思主义阐释当代问题的能力，需要借助于某种连接的介质。从理论层面上看，可以将后现代主义尤其是批判性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作为连接马克思与当代现实的理论介质。诚然，为获得阐释当代问题的理论活力，与后现代主义展开积极的对话，只是马克思主义寻求当代化发展的一种路向，至于后现代主义能否在马克思主义当代化过程中成为最有效的理论介质，还需要在未来的理论实践中不断探索。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伴随各种后现代性理论话语的兴起，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论争，逐渐引起西方学术思想界的广泛关注，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1993年，在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国际会议上，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宣读了题为“马克思的幽灵”的专题报告，进一步提升了这一问题的关注度。针对西方思想界“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的终结”等“终结论”的断言，德里达坦言直陈，“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马克思主义并未终结，马克思的精神也不会死亡，马克思的幽灵将永远徘徊于历史的时空之中，成为我们时代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

　　尽管人们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有广泛的争议，但作为后现代思想家，在如此重要的历史时段宣称自己是马克思精神遗产的继承人，其中的意味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应该正视的是，德里达向当代思想界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议题：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在两者之间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对话是否可能？

　　在原典阐释中重申马克思批判性哲学的当代意义

　　纵观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怀疑批判一直是贯穿其学说的主旋律，并构成其内在的精神旨趣。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都醒目地标示出批判的主题，显露强烈的质疑批判精神：从宗教神学批判，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从形而上学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批判等，批判的锋芒直指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探寻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凸显出思想精神的批判性、革命性和实践性。

　　早在1843年，马克思在确定《德法年鉴》办刊方针时就已明确表达自己的理论任务。他旗帜鲜明地将“批判的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追求，并十分明确地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