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阳明学界而言，王阳明何时“始揭致良知之教”，无疑属于一个聚讼不已的问题。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判定正德十六年王阳明在江西南昌之时，“始揭致良知之教”。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认为，“甲戌（即正德九年），（王阳明）升南京鸿胪寺卿，始专以‘良知’之旨训学者”。而今日的一些阳明学者则倾向于认为，正德三年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始提出“良知”说，理由是钱德洪在《刻〈文录〉叙说》中转录阳明语：“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束景南新撰《王阳明年谱长编》，考定正德十四年既是阳明平宸濠之年，也是其“始悟良知之谜”之年。

　　《答罗整庵少宰书》：

　　“致良知”之说提出的“诱因”

　　正德十五年夏六月，王阳明离开南昌，沿赣江乘舟南下，前往赣州，路经吉安府泰和县之时，收到了友人泰和籍学者罗钦顺的一封论学书信。这封信的起因是，王阳明先前（即是年春天）向罗钦顺呈送了正德十三年七月由其门人在赣州刊刻的《大学古本（傍释）》和《朱子晚年定论》两本书。作为专门研究朱熹的学者，罗钦顺自然不能也不会同意王阳明在这两本书中揭示的“和会朱陆”的主张以及对朱熹“格物致知传”中“即物穷理”说的批判。其实，在前一年（正德十四年）的夏天，罗钦顺在某友人处，也看到了赣州刻本的《传习录》，即今通行本《传习录》卷上，对阳明学的理论旨趣有相当了解。

　　对于罗钦顺这封站在朱熹学立场批判阳明心学的书信，王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与之论辩。其中，从《大学》的古本、改本问题，到如何理解《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王阳明基于自己的心学立场，均一一做出回应，即站在“心即理”的学术立场上，系统批判了朱子学“心外求理”“即物穷理”的工夫论路数。

　　这里，我们不妨看王阳明的一段回应：“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王阳明）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乎？”由此可见，此时的王阳明秉持“学贵得之心”的基本理念，坚决批判朱熹学，并对自己“求之于心”而怡然自得的心学怀有高度的自信。毋庸置疑，阳明“良知心学”的提出尤其是“致良知”说的揭示，正是在与程朱理学家，尤其是朱熹文献的直接“对话”过程中，才逐步酝酿并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