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世纪哲学的风云变幻可以发现，伴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以及一系列科学新成果的出现，当代科学哲学研究也因其呈现为一种从初期兴盛到中期衰落再到哲学“转向”的基本发展历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多数哲学家所讨论的哲学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奎因（Willard Quine）所发起的对传统认识论的挑战所作出的回应。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引发了不同的自然主义流派。例如，吉尔（Ronald Giere）的“进化自然主义”、撒加德（Paul Thagard）的“计算的自然主义”、富勒（Steve Fuller）的“社会认识论”、劳丹（Larry Laudan）的“规范自然主义”等。

　　导致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科学发现（scientific finding）在当代哲学研究中的全面扩张与普遍渗透，使得哲学问题的求解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事实上，科学哲学整体发展中的这种共识，最终形成了“自然主义转向”（naturalistic turn），并使得社会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呈现出新的理论特征与发展趋势。由此，可以看出，当代西方哲学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强调哲学与科学的紧密结合，哲学家们所探讨的话题，只有以科学的论证为基础才能获得更多的认同。

　　当代科学哲学研究中所表现出的“自然主义转向”，也深刻影响了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模式与旨趣。一方面，社会科学哲学不再囿于传统哲学研究模式来对其相关哲学问题进行探讨，而是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新成果；另一方面，“自然主义转向”使得社会科学哲学在其研究论域方面，产生了与自然主义哲学观念极度相关且更为广泛的研究论题，这就为我们能够在自然主义视域下重新审视社会科学的某些哲学问题，提供了更为宽泛的理论基础。特别是下述论题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哲学所探讨的核心论题：社会实体的本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社会科学如何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来进行“自然化”、如何在自然主义观念下构建一种“人的科学”、人类学研究中文化解释的传染病模型（epidemiology of representations）等。

　　自奎因1969年摒弃“第一哲学”的研究目标，提出以区别于传统认识论为旨趣的“自然化认识论”以来，当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研究态势就呈现为一种自然主义的发展趋势。这种研究趋势也深刻影响了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使得社会科学在其哲学问题的求解模式上，也表现出明显的自然主义特征。因此，可以说，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自然主义发展趋势，是伴随着一系列自然科学新成果的出现及其影响而逐渐形成的。进化生物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一系列自然科学的经验性研究进路，无论是对社会科学自身的理论构建，还是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上，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为重新在自然主义视域下探讨社会科学的相关哲学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批判实在论，就对自然主义之于社会科学的适用性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特别是，巴斯卡（Roy Bhaskar）通过对自然主义的一系列反思，提出了批判自然主义的哲学观念。该观念基于自然主义在社会科学中使用范围的考察，重新审视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体论层面的区别与联系，指出社会科学理论的构建应该从实在论的视角入手，强调科学方法之于社会科学的可行性，从而来复兴社会科学中的自然主义。巴斯卡通过对比自然领域与人文领域的差异性，从本体论、认识论、相关性等方面来展现自然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界限，从而求解社会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

　　事实上，自然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所表现出的使用范围界限，根源于本体论上社会结构的行为依赖性、观念依赖性和时空依赖性。不过，针对批判自然主义的哲学观念，卡伊德索亚（Tuukka Kaidesoja）基于当代认知科学的新发展，从自然主义的视角，针对巴斯卡的先验论证给出了一种自然主义进路的重建。在此基础上，卡伊德索亚提出对批判实在论的本体论进行自然化处理的哲学观念，试图为自然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提供更为广泛的使用空间。这种哲学观是一种更为彻底的自然主义观念，卡伊德索亚也正是通过这种自然化的处理方式，使自然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合理性、可行性得到更为有效的辩护。

　　在20世纪后半叶，有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连续性论题的探讨重新成为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此论题上，自然主义者重新审视了进化生物学与社会科学两者间的内在关系，以及进化生物学运用范围的基本模式，并且在认知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领域——认知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再次将连续性论题作为社会科学哲学探讨的核心论题之一。该论题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构建出来的模因理论。从当前有关此方面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通常是基于达尔文进化理论，从生物自然主义的视角来为社会科学中的文化研究提供一种“科学性”的辩护。进化生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将达尔文选择模型引入人类学研究中，特别是在文化解释方面提出了模因论（Memetics）。其把“模因”（memes）类比于生物遗传中的基因， “模因”被视为是文化传播的基本单位。

　　第二，博伊德（Robert Boyd）和里彻森（Peter Richerson）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博伊德和里彻森针对基因进化与文化进化，提出了一种互动的解释，强调基因进化系统与文化进化系统彼此相互影响，从而解释了在两种不同且具有相互作用的进化过程中，人类行为是如何产生的问题。特别是，博伊德和里彻森基于达尔文自然选择观念，发展出了一种针对文化现象的群体选择解释，使得大多数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生物学家，能够在统一的理论框架内来解释人类的合作问题。

　　第三，斯珀伯（Dan Sperber）的表征的传染病模型。斯珀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基于认知科学与心理学、进化生物学、个体病理学与传染病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为人类学以及社会科学构建了文化表征的传染病模型。斯珀伯把表征的传染病模型视为社会科学中一种自然主义研究纲领（a naturalistic research programme），为社会现象以及文化现象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因果解释。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文化进化进路，表征的传染病模型遵循自然主义的基本观念，基于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等经验科学的新成果，为社会现象或者更为特殊的文化现象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因果解释。也就是说，这一进路以自然主义研究策略，采用了自然科学术语来描述社会现象的因果过程。

　　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进化生物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系统科学等自然科学新成果的出现，社会科学哲学在科学哲学“自然主义转向”的影响下，表现出一种更为深刻的自然主义研究趋势。特别是在研究模式上，改变了传统哲学所依赖的先验分析，而转向以一系列自然科学为基础来探讨相关的哲学问题，从而使得社会科学在其哲学问题的求解上，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研究模式。

　　因此，自然主义再次引入社会科学研究中，反映了社会科学以自然科学的发现为基础，来重建自身研究模式的动态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实质上呈现出在当代自然主义观念影响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者之间是如何构建起连续性关系的基本过程。自然主义者通过连续性的构建，来重新审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间的内在关系，旨在表明自然主义所倡导的以科学方法求解哲学问题的研究模式，并非是要消解整个哲学理论的合法性，而是把科学方法视为哲学方法的一种补充。自然主义观念所倡导的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来理解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从而能够更为全面地展现社会现象的本质。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