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探究了多个群体的幸福诉求以及人类不同层面上的幸福求索,而这些多样的“幸福关照”促使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构建了多种形态的共同体。

　　“幸福关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具有谱系性的范畴,从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通过关注不同的群体的幸福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所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提倡以审美救赎来实现民众的幸福诉求,而后者侧重于以共同体的形式来兑现他们对不同群体乃至人类的“幸福关照”。概括地讲,“幸福”主要指一种自由的、安全的生活状况。由于不同群体的幸福诉求有别,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所建构的共同体并不一致,但都将人类的幸福视作终极关怀;它们具有“星丛”(constellation)特征,以多种形态分担着人类所承受的风险和恐惧,倡导为人类创造一个安全与团结的家园。

　　幸福诉求与共同体的类型

　　整体地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探究了多个群体的幸福诉求以及人类不同层面上的幸福求索,而这些多样的“幸福关照”促使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构建了多种形态的共同体,如关涉亚文化群体幸福的共同体、解决“文化战争”的共同体以及减缓风险威胁的共同体等。

　　基于亚文化群体对平等权利的诉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倡公正的伦理共同体。针对西方社会亚文化群体采用包括暴力在内的多种方式表达抗议的方式,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倡建构包容的、公正的和团结的共同体,以保障他们的平等权利。其中,“包容”提倡要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外来人,学习他们文化中的“先进”知识和经验;“公正”强调要用公正的法律保障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合法权利,使他们的文化身份成为共同体多元化的象征;“团结”则要求共同体成员在协商和合作中,谋求共同的幸福。

　　出于对“文化战争”的担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倡导交往和对话的共同体。所谓“文化战争”,伊格尔顿认为,主要指文化作为诱因或借口而导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指责与冲突、东西方之间的猜忌与战争等。其中,“东西方之间的猜忌与战争”主要指西方的文化精英们以“帮扶”和“提携”为理由,强制性地在东方灌输和渗透他们的文化,从而引发了东西方之间的仇视乃至战争。对此,萨特等人提倡对立的双方借助多种途径来交往和对话,通过建构一个相互学习的共同体,营造和平氛围。

　　针对多种风险对人类的共同威胁,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积极建构商谈和团结的共同体。关于人类所面对的多种风险,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指出,它们具有“多重性”、“恐惧以及二级恐惧”等特征。其中,“恐惧以及二级恐惧”是指,流动且多重的风险给全人类带来类似的担忧和焦虑,更可怕的是,这种恐惧会导致受害者去怀疑和仇恨其他人,从而致使恐惧的恶性循环。对此,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倡建构世界性的共同体,希望人类的这种“共同福祉”有益于人们共同应对风险,减少乃至消除风险的发生以及它们所衍生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