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叶燮的《原诗》曾经以树木生长为喻，形象而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古诗自《诗经》以来三千年的发展历程。他认为，如果将中国古诗视为一棵参天大树的话，那么，“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于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

　　旗帜鲜明 矫枉过正

　　元代以及明前期的文坛上，理学话语占据了主流，诗学问题尚未受到普遍关注。台阁与山林之争作为当时人们谈论较多的一个诗学话题，散发着浓浓的理学气息。台阁体诗歌作为儒家雅正文学观念的体现而倍受推崇，山林诗则受到严厉抨击。唐宋诗之争作为南宋延续下来的诗学话题，也没有产生多少新意，唐诗对宋诗一直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这一时期的诗话，侧重于对诗学常识的总结和普及，也较少批评和论争色彩。

　　上述情形，在明代中期发生了显著变化。李东阳作为台阁重臣，从调和台阁与山林之争入手，使诗学挣脱理学的束缚，拥有了一片独立的天空。他在《怀麓堂诗话》中，对一些诗坛不良现象进行了批判，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诗学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前七子将唐宋诗之争演绎到极致，高高举起文学复古的大旗，真正揭开了明代诗学论争的序幕。

　　郭绍虞总结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认为“偏胜，走极端，自以为是，不容异己。因此，盲从、无思想、随声附和、空疏不学，也成为必然的结果”。他的这段话，带有一些印象主义批评的色彩，但也确实尖锐地指出了明代诗学的症结所在。论争是明代诗学的一大特色。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当时诗坛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前后七子、公安三袁、竟陵派的钟惺和谭元春等，其创作成就未必能够显著超越同时代的其他优秀作家。他们之所以被尊奉为诗坛的领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旗帜鲜明而又不无偏激的诗学主张。偏激的原因有很多，或者是出于影响的焦虑，或者是出于矫枉必须过正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