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王亚南的专著《中国经济原论》（以下简称《原论》）出版，这是“中国最早一部尝试把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成功之作”，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的创建者”。这本书本身并没有提及“中国经济学”，只是作为附论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新建设》1941年第2卷第10期）一文的副标题是“当作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端”。此外，有关“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王亚南还发表了《关于中国经济学建立之可能与必要的问题》（《东南日报》1944年11月4日、15日、18日）和《关于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问题》（《改进》1944年第4期）2篇论文，以及1篇名为《中国经济学的建立》（《联合周报》1944年第2卷第5期）的短文。

　　《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被作为《原论》附论之一的原因在于，它是作者撰写该书最初想法的“具体表现”。该文首先指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是“当作舶来品输入”的，因为“这门科学是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国家”，并以德国为例分析了“经济落后，必然引起经济思想落后的事实”，以说明有必要“检讨”中国多年来“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情形”；进而详细分析了“我们是在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我们一向在研究怎样的政治经济学”，并指出其中所存在的问题；最后得出“我们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结论，主张建立一种“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

　　《关于中国经济学建立之可能与必要的问题》一开始就表示，“中国经济学”这一名词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这篇论文中“开始附带题论过”，而且，已经完稿的《原论》一书实际上也是“把中国经济学这个命题，作为阐述的重点”，其8篇的标题都是以“中国”二字为开头，故“像很够资格题称为‘中国经济学’”，但“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自己仍然“避名就实的”用“原论”替代“学”。在说明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不允许戴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的原因之后，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认为在“广义经济学”的含义上提出这个名词“是有其必要的”。所谓“广义经济学”，指“不仅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还以资本主义以前、以后的诸种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进而又从实践上分析了这一必要性。最后，论述了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可能性，强调这种“中国经济学”应该“是依据或应用现代经济学及现代经济史学的基本原理原则，来发现中国经济的特质及作用于中国经济中的基本运动法则和其必然的演变趋势”。

　　《关于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问题》的开头提出，“关于中国经济学建立之可能和必要”，已经在《东南日报》刊登的那篇文章中说明了，“这里进一步提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问题”。不过，该文实际上主要论述的是研究对象，因为作者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研究中国经济的方法，而不是一般意义上某一门科学的研究方法，故只需在研究对象中涉及。文章在“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经济”的前提下，依次论述了“研究对象的包容限度”、“研究对象的叙述次第”和“研究对象的时空制约”这三个问题。其基本观点是，虽然我们是以“过渡经济的总体作为研究对象”，但一定要看到“构成它这总体的诸因素”之间所存在的“怎样排斥，抗拒，乃至苟合的活动”，才能“看出它的特质和动态”，所以其研究对象不能仅是它已经包含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应包括其仍然占有很大比重的具有中国特殊性的封建制经济；其“叙述次第”“必须从中国的封建制经济的分析开始”；在“时空制约”上必须采用动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中国经济学的建立》是应《联合周报》邀请所撰写的一篇参与关于“中国经济学”讨论的短文。该文第一段与《关于中国经济学建立之可能与必要的问题》差不多，只是提到自己还写过一篇名为《中国经济学的含义与本质》的文章，但因“觉得其中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而未发表；在谈到近几年国内出版的“直接间接讨论”“中国经济学”的作品时，作者提到了郭大力的《我们的农村生产》。郭大力的这本题名并不包含“中国经济学”的书，却被称之为“一本最精辟最能深入的小著”。

　　从上述王亚南的4篇文章可以看出，其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不变的：运用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而不是建立一门完全舍弃经济学的一般性的独立的经济科学。我们在赞扬他为“中国经济学”所作出的贡献时也不应忽略这一点。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