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局势动荡，整个欧洲都处于惨烈的战争之中。这一时期，Freud等一大批欧陆精神分析学家为了躲避纳粹迫害纷纷迁往英国，他们的到来深刻改变了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以下简称“学会”）的氛围，继而在学会内部催化出一场“战争”，史称“Freud-Klein论战”。当时的学会已然呈现出两大阵营，其中一方以Melanie Klein为代表，她的儿童精神分析理论尤其受到学会的重视，其客体关系理论亦在英国生根、发芽；另一方以Anna Freud为代表，她作为Freud的女儿和被分析者，是精神分析衣钵的直接继承者。两大阵营主要围绕潜意识幻想、本能与力比多以及精神分析培训与教学等主题展开争论。其实，双方的冲突和争论由来已久，她们在儿童分析技术上的差异成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导火索，而“精神分析之父”Freud于1939年的逝世则引爆了双方的“战争”。为了避免英国精神分析的分裂与学会的解体，学会决定召开一系列学术会议来讨论Klein及其追随者Isaacs、Heimann等人颇具争议的理论和工作。然而，这次会议的性质很快便从最初确立Klein观点的真实价值及不同观点间的本质差异，转变为争夺Freud的继承权和守护权以及精神分析的正统地位。可以说，这是一场两个“女儿”为争夺父亲的爱和占有权而展开的斗争。双方从各自的角度解读和诠释Freud的著作，并试图在后者的文献中寻找支持。幸运的是，这场“淑女之争”并没有无休止地延续，在Payne（当时的学会主席）的协调下和平落幕，并于1946年11月签订了“君子协议”，以克莱因学派、维也纳学派和独立学派的三“组”鼎立告以终结。“论战”促使了客体关系精神分析与自我心理学的分离，推动了精神分析研究从驱力模式向关系模式的范式转变，奠定了后续整个精神分析运动发展的格局。

　　（王礼军等，《“淑女之争”与“君子协议”：回眸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论战”》，《心理科学》2017年1期；凌星傲/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