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学谋求对世界学术的理论贡献，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文化责任，也是中国新闻学完成现代化的重要步骤。中国新闻学不仅仅镶嵌于世界新闻学体系，还需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新闻学者应该有对世界文明作贡献的雄心和眼光，超越地理尺度，为中国新闻学理论开出历史性的新场地。

　　谋求世界贡献是发展的内在需求

　　中国新闻传播文化底蕴深厚，也是世界上重要的传媒大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闻传播的中国经验，世界和中国都需要中国经验的理论化。目前我国新闻学理论贡献与国家及其新闻传播的实际地位不匹配，出现了“理论凹地”。

　　从20世纪初创立到今天，中国新闻学取得了众多成果，同时存在理论创新不足、对新闻实践解释和引导乏力等问题。

　　从传教士办报开始，西方新闻思想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构建了中国新闻学的基本框架，先天注入了西方的传播文化特点，西方新闻思想在中国新闻学科结构性内化，少部分人囫囵吞枣，倚洋自媚，倚洋自傲。中国新闻学被西方“输入”多，向世界“输出”少，呈现出新闻学巨大学术“逆差”。

　　中国当下的新闻学具有“内视”的特点。中国新闻学者更关注如何建设“中国”的新闻学，多强调“以我为主”，对中国社会（包括新闻传播活动）发生的巨大变迁，习惯“用他者的眼光内视”和“用自我眼光内视”，较少思考理论输出的问题，对世界性普遍规律的探究不够，把中国当下的小时间段局域地理范围的做法当作具有普遍性，自我限定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

　　中国新闻学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场地？新闻学研究的地理预期大多数时候是“中国的”，强调中国特色，区别于西方，区别于资本主义，突出中国新闻学研究场域的本地化。本地化虽有利于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同时预埋了中国地理版图内的圈限，在全球化背景下弱化了掌控国际学术界话语权和制定规则的能力。新闻学理论本地化与新闻传播实践快速卷入全球化风潮形成撕裂，理论不能有力地为实践提供指导和内驱动力。

　　中国新闻学研究应该以更大的气魄和胸怀，直接面向世界本身，突破民族主义的和西方主义的二元对立，秉持和展现真正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为中国新闻学的确立和世界贡献创造可能性。学科和学术本身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规律的存在不以国家区分而异，中国新闻学必须清理出自己发展的场地，扩展学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