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之际，王权式微，战争频仍，诸侯争霸。战争的加剧促使贵族“下流”与庶人“上流”汇合成新的阶层“士”。士的出现，对于社会的稳定、文化的缔造与传承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尤其孔子广办私学，以先世典籍为教科书教育弟子和时人，培养了子路、颜回、曾子、子夏、子游、子张、子贡等儒士，使儒学大放异彩。在孔门师徒的共同努力下，儒学成为“显学”，人们争相“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孔子卒后，弟子们“散游诸侯”，传播师说，对早期儒学的传播和文化的繁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促使儒家文化向四方传播

　　孔子卒后，弟子们纷纷离开鲁国而到他处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最终导致“儒分为八”。除“子路居卫”时间不确切以外，《史记》所载诸弟子行迹均较为可信。诸弟子分散到各国，通过自己的知识和学问去干谒诸侯、友教臣子，对儒学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子张“尊贤容众”，倡导广泛，接纳不同的思想和主张。从《荀子》《韩非子》中“子张氏之儒”，郭店楚简中《忠信之道》为子张所作（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以及子张在唐代被追封为“陈伯”、宋代被尊为“宛邱侯”和“陈公”来看，子张在陈地传播发展儒学的影响甚大。

　　据史书记载，澹台灭明在南方收徒讲学，有弟子300多人，名显诸侯。尽管史料匮乏，我们无法详知澹台灭明在楚传播儒学的具体情况，但根据战国时期楚地儒学和诗学的兴盛，以及司马贞、张守节等人对唐代吴国东南、苏州城南五里的澹台湖和湖北的澹台等遗迹的记载，可知澹台灭明一派对楚地儒学的发达当作出一定的贡献。

　　《史记》虽未明言子游的去向，但从他在唐开元年间被追封为“吴侯”、宋代朱熹作《平江府常熟县学吴公祠记》提出“南方之学”来彰显子游的地位来看，可知他应当在南方传授儒学。有宋以降，人们对于言偃的认识更加重视，纪念性的牌坊、祠堂也随之而起。郭沫若说“八儒”中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就是子游氏之儒，从而认为子游“道启东南”也合乎情理（《十批评书·儒家八派的批判》）。廖名春认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当为子游的作品。邹旭光考证出子游31岁到64岁在故乡吴地讲学。可见，子游对于儒家文化在南方的传布起到积极的作用。

　　曾子留在鲁地继承孔子的思想和事业，使洙泗儒学呈现“龂龂如也”的气象。《孟子·离娄上》说，曾子在武城讲学时，师从者多达70人，此可谓与“孔门七十二贤”相媲美。也正是在这些人的努力下，洙泗儒学呈现出盛况。《史记·鲁周公世家》载，鲁国别处礼法衰败，只有洙泗之地“龂龂如也”。裴骃《集解》引徐广语：“《汉书·地理志》云‘鲁濒泗之间，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盐铁论·论儒》认为，这当归功于孔子及其弟子，而这些弟子中，对洙泗教化贡献最大的非曾子及其弟子莫属。可见，曾子对于鲁地儒学的传播和广大作用甚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