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学批评家圣伯夫将《堂吉诃德》称为“人性的《圣经》”，认为我们每个人既是堂吉诃德，又是桑丘·潘沙，无一例外地兼有两面性：狂热的理想和世俗的功利。我们睡下时是堂吉诃德，醒来时是桑丘·潘沙。的确，《堂吉诃德》中充满着二元对立的矛盾：堂吉诃德的滑稽与崇高，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与桑丘的现实主义，堂吉诃德的虚幻与好人吉哈诺的真实……正是这一对对矛盾使作品充满张力，也使塞万提斯的思想更为深邃而富有魅力。与此同时，塞万提斯着力展示给世人的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的对立与统一。他批判，他否定，但并非一味地狂热，而是始终保持着冷静，对自己所批判和否定的倾注同情，与自己所拥抱的保持距离。

　　批判与否定

　　塞万提斯的时代，西班牙是一个充满矛盾、盛极而衰的庞大帝国。一方面，西班牙王室不惜一切竭力维护自己得来不易的霸主地位和天主教的权威；另一方面，军费急剧增加导致财政不堪重负，贵族骄奢淫逸，享乐之风蔓延，加之新教的冲击，整个西班牙帝国已是力不从心，强弩之末。在如此背景下，对于任何一个介入社会的作家来说，反思当下、挑战权威势在必行，塞万提斯当然不能例外，从他为主教、为国王效力的积极举动就可以看出他绝非超凡脱俗的隐者。在敢于向国王的贡品狮子宣战并自称“狮子骑士”的堂吉诃德身上，挑战权威的精神毋庸置疑。

　　首先，是对宗教权威的挑战。神父和理发师对堂吉诃德书房的彻底检查是全书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情节。他们对着书籍洒圣水，仿佛书中藏着妖魔鬼怪，令人不禁失笑。他们对每一本书籍严格审查，俨然影射了当时的书报审查制度。在塞万提斯笔下，教士好逸恶劳、贪生怕死的本性可见一斑。塞万提斯对教士的基本评价是：“教士们不过是在好言好语、安安稳稳向上天祈求”；“教士先生们向来不难为自己的肚子”。与疯狂的堂吉诃德遭遇时，教士表现得极为懦弱，还不如身处社会底层却敢做敢当的脚夫和赶羊人。此外，堂吉诃德不拘小节地随意自制念珠的情节亦被视作对天主教明显的“亵渎”。

　　其次，是对权贵的讽刺。堂吉诃德对桑丘的教诲概括了上层社会的生活：“官场是波涛凶恶的大海。”学驴叫的市长、出身显赫却要看财主脸色行事的公爵、外表高贵但身体里尽是脏水浊液的公爵夫人等，尽显政客贵族的迂腐和丑陋。桑丘称贵族比石子还多，像吸血的蠛蠓一样讨厌，并说他所见过的总督给他拾鞋都不配。

　　此外，书中还包括多方面针砭时弊的讽刺。例如，对贩卖黑奴的讽刺，对诗会竞赛营私舞弊的讽刺，对西班牙为所谓“圣战”耗费人力物力的讽刺，对社会无业游民增多造成世风日下的讽刺等。

　　批判之批判，否定之否定

　　通过对所谓正统与权威的否定和批判，塞万提斯让人文主义的光彩绽放在其作品之中，但与此同时，他保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冷静，并没有对新时代的价值观全盘肯定，而是反过来对文艺复兴以来的世俗倾向和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进行反思和批判，实现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如果说塞氏的其他作品有明显的世俗倾向，《堂吉诃德》则代表塞氏思想的至高点，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对所谓的大势所趋所持有的那种谨慎的距离感。如果说但丁预见了人类的堕落，塞万提斯则远远早于时人总结了这种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