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张君荣）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始于金融、经济领域，并逐步蔓延到政治、社会各个方面。近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撰文《辩证看待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认为，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突出表现为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此轮资本主义危机虽然发端于金融领域，但突出表现在债务问题上，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

　　文章首先认为，造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缺乏节制是资本主义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这是因为，资本具有逐利的本性，而现实生活中市场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不确定是常态。在缺乏法律和制度制约的情况下，市场主体特别是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会故意隐瞒相关信息，或者采取投机、欺诈行为，从而对另一方的利益造成损害。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累积起来，就会破坏市场正常运行，甚至产生信用危机和经济危机。这种状况自然无法持久，不可避免地导致债务危机。

　　文章认为，债务危机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巨大而深远。长远来看，降低政府债务水平应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但这必然降低民众生活与福利水平，进而加剧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冲突不断。为了缓解债务危机，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增税来平衡财政收支，但又遇到大财团的巨大阻力。如此一来，这些国家就陷入“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境地。

　　文章认为，债务问题使人们开始怀疑通过国家调节来避免资本主义危机的传统方案。实际上，债务问题大大削弱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这是新自由主义“去国家化”“最小政府”经济思潮盛行的必然结果。这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暴露的不单单是市场失灵，还有严重的政府失灵。大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危机时所表现出的焦虑、慌乱和失序，反映了这些国家因财政状况恶化而造成的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同时也成为危及当今世界稳定的不确定因素。

　　文章进一步提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危机，促使人们深入思考资本主义体系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为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打开了新空间、提供了新契机。

　　文章指出，资本主义在其扩张过程中，构造了一个包括中心和外围的体系，使其可以将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几乎不受限制地转嫁到外围和边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产生严重的消极外溢效果。近年来，那些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国家获得了更多的政治、经济能力以抵御外部干涉和危机转嫁。这表明，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文章认为，在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20%—30%的高水平。中国制度体系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上的积极作为，为世界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有益借鉴，为推进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拓展了富有启发性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