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发展和社会学有着许多共享的知识基础和来源。可以认为，就学科性质而言，和人类学最为接近的学科即为社会学，不过，二者的区别也不能忽视。比如，它们在研究方法、研究取向和研究视角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尤其在学科起始阶段的研究对象上，一般而言，社会学多半是以研究西方工业社会为主，而人类学则以非西方的异文化或原始部落为主要研究对象。恰如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中所说，“社会学常就文明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而论，人类学虽也涉及文明社会，然其研究多关于史前时代及野蛮社会”。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比对中自然会得出这样的判断：人类学的理论目标总是确定为封闭的地方社会/社区，这也导致人类学很少能够提出和形成适用于描述现代社会的复杂概念。

　　吉登斯在《为社会学辩护》中写道：“人类学的特性，尤其是在与社会学相比较时，通常被认为是与非现代紧密结合在一起。相比较而言，社会学本身涉及现代性及现代性的影响。”所以，在20世纪上半叶及之前，社会学家可能将他们研究的范围和领域限定在第一世界，而人类学家则关注第三世界。然而，当全球化快速推进时，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区分正在消失。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第三世界，也不可能简单地脱离于现代性。如果坚持将人类学定义为对非现代社会和文化的研究，那就意味着这门学科将会失去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而转变成博物馆研究了，人类学家也随之会变为研究人类过去历史的博物馆学家。

　　传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确实正在消失，但它的研究方法却为其他社会科学所采用，这似乎是人类学处境的独特悖论，人们因此比任何时候都怀疑人类学的存在价值。过于极端地强调这些方面自然会对这门学科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产生怀疑。

　　事实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简单地将人类学的研究移植为社会学是不可能的，正统的社会学传统在对现代社会和全球社会秩序及变迁进行研究时也会面临人类学学科同样面临的问题，这恰如人类学家也会经常研究一些社会学学科所讨论的问题。现在，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关注共同的领域。虽然，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两个不同的研究群体倾向于利用互有差别的文献，也会因沿袭各自的研究路径而使得各自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研究风格和取向，但人类学思维所产生的洞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学的观点一样具有价值。如果说人类学的确有被人遗忘的过去的话，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人类对自己的行为的忽视和对自身生存现状的盲目乐观。只要略微追溯人类学的过往即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学包含了仍然非常重要的观点或者包含着在今天变得更为重要的思想。

　　中世纪之后不久，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没有从根本上分离时，思想家们指向新社会秩序的新问题及新思潮还不足以建立社会科学，所以，作为系统知识的社会科学的产生还得等到欧洲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带来的是理性、科学等主要观念，这使得当时的人们有可能也有能力去理解和想象社会世界，从而促成了人的世界观的变化。如果说，在这之前，主要是中世纪的宗教信仰与教会权威规制着人们的认知的话，启蒙运动则使个体有了追求自我利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事实上，启蒙运动并非只是促成了人的意识的发展，它更引发了科学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运用，新的社会问题也因此而产生。

　　启蒙运动之后浪漫主义的兴起就是对当时新的社会问题的学理回应。借助于浪漫主义思潮，曾经炫极一时的普遍主义又被特殊主义所取代，人类生活群体所具有的精神、价值和个体性得到重视。于是就不难理解，对异文化的认识以及借助于这种认识而得出的类似于文化相对论的观点会普遍流行，这使得人类学对异文化的研究有了可能。不过，当时对社会的关注，多半还是立足于欧洲社会本身，这就决定了以了解他者社会为核心指向的现代人类学知识还难以建立起来。

　　人类的自我解释对人类自我的塑造意义影响巨大。可以认为，人类学学科的产生是为建立人的完整形象而不断奋斗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学对他者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更深刻地研究自己和认识自己，对他者社会的关注实则是虑人及己的自我反观性在意，这是一种不得已而选的学理倒逼，因为他者一直是作为我们衡量自己有无价值或有无共同人性的标尺，作为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他者”进入人类学研究视野的过程，昭示着研究者渐次放弃了曾经不屑一顾的孤傲情绪，反而萌生了本该镌刻于身的平民意识。

　　人类学和社会学虽然很靠近，但人类学永远是人类学，它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其他学科所取代。借用赵旭东的观点，人类学对“类人”各种权利的拷问和最终归处的思考，究其实质是欲想借此能够探寻到规避生死轮回最为可能的拯救或救赎之策。以此来看，人类学何尝不是一门产生历史最短而学科抱负最大的学问呢？现如今，我们对人类学学科的理解不能还停留在原有的层面。申言之，人类学是在更高层面上思考人类整体命运的学科，借助于田野之途对他者的“深描”和关怀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其学科的真正价值只能从人类学知识本体论的假定——文化差异——及其意义中获得表征。文化之网固然重要，但编织文化之网的“人”更为重要，对游走于文化之网中的个体及由个体组成的人类的关怀才是人类学永恒的学理情怀。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社会活力研究”（16BSH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