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参会者合影   摄影  袁益

    日前，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全国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青年论坛主办，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首届“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角色”圆桌论坛在杭州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举办，着重探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现状和中国的应对策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参会。

　　“国家向左，人民向右”——全球治理的困境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开大学盛斌教授认为，当前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种“国家向左，人民向右”的现象，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推动全球化，而国家内部的人民“反全球化”呼声高涨，例如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和欧洲大陆右翼势力抬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教研究中心主任陈伟光教授把这种“反全球化”的趋势成为全球化的“逆动”。全球化进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出现了明显的逆动现象, 集中表现为全球贸易增速急剧下滑、投资不振和劳动力流动趋缓。这一现象出现的直接原因是2008年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长期失业不见好转、收入增长停滞和收入分配的恶化带来的发达国家中平民和中产阶级利益受损，形成了与精英阶层的社会分裂。此外，以数字革命和自动化为表征的技术进步更是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对立；恐怖主义、伊斯兰化、难民危机冲击着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根基。发达国家新的社会分裂和对立带来四大危机。第一是精英政治的危机，表现为代表精英政治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竞选失败；传统政治模式的瓦解；经济政策转向内向型；贸易和投资成为了平民和中产阶级利益受损的替罪羊。全球治理所需的全球化基础面临挑战，这给推动全球治理的“善治”带来了压力。

　　对外经贸大学屠新泉教授在回顾中国入世15年与中国参与全球贸易治理历程时提出，自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世界就开始面临着“反全球化”和全球化步伐停滞的威胁。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两点，即全球经济权力结构的变化导致的WTO领导者缺位以及发展理念的差异导致的共同价值取向的空白。进入21世纪，美国在WTO中的领导力显著下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的快速崛起使得WTO内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存在显著的分歧，发达国家强调对外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而发展中国家则担心过度开放有损自身利益；同时，发达国家不愿放弃在农业领域的高度保护也令发展中国家怀疑其诚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伟光教授更是认为全球化这种波折现象固然有经济周期调整的原因，但根本上是美欧等大国反全球化压力积累和去全球化政策效应的结果。发达国家之所以对自己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选择保守或退出政策，是对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和权力分配结果不满的反映,。这种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趋向，也是美国主导全球治理能力衰落的表现。从本质上讲，当前全球化逆动，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不匹配，根源在于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因而以美国为主导的巨型区域主义开始兴起和扩散。美国并未明言放弃多边体制，但其重心已经转移到巨型区域协议。其意图在于，在WTO之外集结与其经济发展战略、贸易自由化上有相似立场的国家，或者政治、经济上有求于美国、从而容易受到美国控制的国家，谈判、制定超过WTO水平或者超出WTO范围的新规则，凭借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实力，对其他WTO成员构成压力或者吸引力，促使其最终接受或加入美国所主导的新规则，并最终使这些规则多边化、融入WTO规则体系。由于美国的引领以及由此产生的示范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区域贸易协定乃至巨型贸易协定成为当前全球贸易治理中的主流形式。除了美国主导的TPP、TTIP和TISA之外，东盟主导的RCEP（10+6）包含了中国、日本、印度等大型经济体，也是一个巨型区域贸易协定。截止2015年10月15日，共有265个区域协议向WTO进行了通报并正在实施，估计有约100个协议并未向WTO通报但也在实施，还有100个左右的协议正在谈判中。但区域主义面临着和多边主义同样的困境，即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向的分歧，其中既有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分歧，更有各国国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分歧。发达国家近年来迅速膨胀起一股强烈的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浪潮，直接影响到美国国内对贸易协定谈判的政治氛围，以及对欧盟内部对TTIP谈判的态度。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的意外结果更使得已经十分深入的欧盟一体化都面临重大威胁。

　　这一轮反全球化浪潮凸显了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所引致的国内社会矛盾的外溢，大大压缩了发达国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政治空间，也削弱了其施压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和动力。当前世界确实面临着全球化退潮或低估的时期，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全球贸易治理的重心可能不再是大刀阔斧地开辟新的领域，而是更应关注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黄建忠教授认为当前全球治理逐步陷入深度混乱，主要表现为全球治理哲学存在严重分歧，加速高标准的全球化力量与“逆全球化”力量反复角力，“黑天鹅事件”不断；全球化主导机制失灵，主渠道不畅；金融危机阴影下，区域集团利益严重对立，“以邻为壑”的战略性经济复苏政策在贸易、投资、环境、金融等领域泛滥；全球治理在财政体制、货币机制、对话平台等方面趋于“碎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