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通史教学面临的挑战之一，是避免让粗糙的框架性思维，误导学生的研究风格。成功的哲学通史教育，至少应当兼具两种功能：向学生提供关于哲学史发展的扎实信息；让有潜力的学生产生大量问题和不确信感，作为其独立追问的出发点。

　　所谓哲学史，包括哲学通史和哲学的历史性研究。前者旨在呈现哲学发展的大致走向，提供基本的框架性常识；后者往往聚焦于较短历史时期或个别哲学体系，探讨相对具体领域内的问题。

　　哲学的历史性研究与其系统性研究之间，有互补关系。若一定要在它们之间作一个区别，我们可以说后者倾向于以具体的哲学问题为切入点，考量各种可能的理论解决该问题的能力，而不太关心作为出发点的哲学问题以及各种解决方案的历史脉络；相反，前者着重呈现哲学历史上的丰富性，而不太强调某种理论实际上解决哲学问题的能力。当然，实际上很难做出清晰的区分，系统研究一旦引用目前为止的研究文献，便已经涉及哲学史；相反，很难想象，力图展现哲学史上的某个体系的研究者，会对该体系解决哲学问题的能力毫不关心。

　　哲学通史与上述两种研究模式的本质区别在于，通史不是学术研究的直接组成部分：没有学者可以提交一部哲学通史作为学位论文或学术成果。但是，通史无疑是哲学专业教学的核心板块之一，是任何哲学专业的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

　　哲学通史教学面临的挑战之一，是避免让粗糙的框架性思维，误导学生的研究风格。尚待接受学术训练的学生，往往喜爱简单明确的知识，而不成功的哲学通史教学则往往迎合这种反学术的倾向。为避免这种潜在的危险，有些国家或学校，直接放弃开设哲学通史的课程，满足于让学生自发阅读通史读物，最大限度弱化通史式的思维模式对学生的影响。但这种做法的缺陷在于，由于缺乏系统积极的引导，学生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关于整个哲学史的基本图景。成功的哲学通史教育，至少应当兼具两种功能：向学生提供关于哲学史发展的扎实信息；让有潜力的学生产生大量问题和不确信感，作为其独立追问的出发点。如韩水法、张祥龙、韩林合等诸位教授主编的《西方哲学名篇选读》（以下简称《选读》），虽属于哲学通史教学的范畴，但可谓兼顾上述两种功能。《选读》收录自古代希腊以来的著名哲学文本，共二十五篇，在哲学流派上涵盖古代希腊哲学、近代理性主义、近代经验主义、德国观念论、现象学以及现代分析哲学；在哲学领域上涉及形而上学、认识论、语言哲学、政治哲学以及伦理学。入选每篇文本之前配有对作者的简略介绍、文本本身的内容简介以及一份拓展阅读的书单。

　　在此举一例：卡尔纳普著名的《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曾经对分析哲学产生过极大影响。这篇文章的标题所包含的、针对形而上学研究的攻击性态度，早已因为分析哲学内部的理论发展而被抛弃。但是，其中对海德格尔的哲学表述方式提出的尖锐批评，至今仍然是分析哲学家在讽刺海德格尔的时候特别喜欢引用的段落。可是，卡尔纳普的批评是否果真恰当？即使卡尔纳普对海德格尔用语不合逻辑语法的批评本身正确，这些批评就海德格尔所希望做的哲学工作而言，是否真正重要？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从原始文本之中去寻找。甚至，这些问题本身，也只有在对原始文本加以仔细阅读后，才有可能被提出。《选读》同时收录《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和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的片段，非常有助于激发读者产生相关的建设性的疑惑。

　　当然，使用《选读》作为哲学通史的教材，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越是经典的哲学文本，其中暗含的论证网络越复杂，有待发现的巧妙结构越多，对阅读者的思维能力提出的要求也就越高。就哲学专业而言，对经典的有效阅读是一种需要长期努力加上正确方法，才能获得的技能。但哪怕是对哲学专业的初学者而言，教师也必须力图让他们形成深度阐释的习惯。对一部经典的研究要达到可以胜任专业教学的深度，需要花大量精力。加上不同流派的哲学经典需要的阐释方法又各有差别，单独一位教师，要对《选读》中的所有文本掌握到可以承担专业教学的地步，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选读》不适合在由单独一位教师开设的哲学通史课程中使用。这或许会成为促进一种哲学通史教学方式发展的契机：让处于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共同担任一门专业通史课程的教学，分别负责《选读》中不同的文本。

　　由于汉语学术界西方哲学的研究环境尚在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获取某些文献资料还有一定困难，《选读》给出相关的拓展阅读书目，也考虑到了读者在汉语地区获得这些文献的便利。这既是《选读》作为课程教材的另一个优点，同时也是编者责任心的体现。没有不切实际的要求，合理利用现有资源，以务实之手段，达成稳定之进步，这是值得尊敬的。

　　笔者认为，贝克莱、罗素和弗雷格的一些经典文本未能入选《选读》，有些遗憾。尤其是罗素和弗雷格与命题结构有关的文本，应当可以为《选读》中收录的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相关章节做铺垫。此外，编者直接节录休谟《人类理解研究》的第七节，省略掉休谟之前对于“观念”（idea）这一概念的解释，会给读者理解该节的论证造成一定困难。因为，休谟对于“观念”的本体论界定，与他针对所谓“必然联系”所抱的怀疑论态度之间，有直接的理论联系。当然，鉴于选读本篇幅有限，取舍在所难免。

　　观察入选文本，可以发现在奥古斯丁和笛卡尔之间，存在巨大的历史空隙，略去了全部经院哲学的重要工作。这种大范围的有意省略，应当归因于编者的全局考量。《选读》的典型读者，被设定为哲学专业初学者以及业余爱好者。随着近年来对经院哲学研究的加深，我们知道，19世纪末以来变得极其重要的逻辑学以及语言哲学话题，经院哲学家都已经有所触及。但是整个经院哲学的一个特点是，未能产生适合初学者单独阅读的文本。深入追踪这一时期的脉络，我们可以提取大量精彩的讨论，但是，对该时期孤立作品的阅读，往往对背景知识要求过高，对《选读》的典型读者而言可读性不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