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早在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出访时就曾提出：“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总的来看，“七一”讲话前，习总书记使用“中国方案”一词，主要指涉全球气候治理、全球互联网治理、世界减贫和发展等国际事务领域，表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对国际社会中一些重大问题和难题，中国可以提供自己的方略和答案。但“七一”讲话把“中国方案”与“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联系起来，意味着现当代中国的实践、经验和道路本身，就是为探索一种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提供的答案，从而为“中国方案”赋予了更丰富、更深刻也更根本的内涵。

　　从探索更好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中国方案”实质上是一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我们至少可以从“传统与现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中国与世界”三个维度，来把握其在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方面所具有的基本特质。

　　现代化的方案

　　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一大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类可以有意识地努力为自身构建更好的共同体生活，而非仅仅被动地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毫无疑问，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但正是人的精神意识上的能动性，体现了人之为人的卓异之处。可以说，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就注定与其相伴始终。这个“好”，不仅是物质或物理意义上的，更是精神和伦理意义上的。更好的社会制度，一定是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更好地促进社会整体和人自身发展进步的社会制度。

　　在传统社会，各个民族、各种宗教、各类文明都有自己关于理想社会制度的说法，要么假设过去曾经存在过一个理想社会制度，要么遥想将来一定实现一个理想社会制度，或者干脆只是在抽象观念中树立一个理想社会制度。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只能形而上学地理解理想社会制度，而看不到任何社会制度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理想社会制度本身也具有历史性，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是一个需要不断奋斗、努力争取的历史过程。不过，在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中，过去那些僵化的认识逐渐淡出，人类在整体上已经普遍接受现代的进步观念，相信人类可以为自己创造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

　　对中国而言，“中国方案”首先是一个致力于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自我再造、自我更新方案。从鸦片战争把中国卷入全新的世界大势起，中国就只能不断往前走。为了不被“开除球籍”，为了革新自强、自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孜孜以求，最终推翻了封建君主制度，通过政治与文化的改造来引领整个社会的前进。新中国把政权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崭新现代基础上，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建设新社会，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方案”的进一步发展和相对成熟提供了政治保证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的建立者从一开始就明确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并且怀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心情。“文革”之后，这种心情就更加急切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日新月异，“中国方案”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而越来越引人注目，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中国方案”并非一下子就全部呈现出来，而是经历了曲折的探索和广泛的实践，并且还要继续完善和发展下去。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彼时“中国方案”会真正成熟和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