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内在性”是近年来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张红岭的《康德与黑格尔“意识内在性”之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12日）一文（以下简称“张文”）认为在这一问题上，黑格尔实现了对康德的超越。然而，在笔者看来，正因为康德与黑格尔的哲学路径有很大差异，故不能简单地以“超越”一词来论定，甚至贬低康德的哲学贡献。笔者现就张文有关观点，从近代形而上学知识论背景中探讨康德的“意识内在性”问题及其哲学贡献。

　　“我思”：近代形而上学的“阿基米德点”

　　在近代“意识内在性”问题的开启上，张文进行了简单考察，并以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的观点进行评价，但张文忽视了“意识内在性”问题与近代形而上学知识论倾向的关联。笔者认为，要探讨近代“意识内在性”问题，形而上学知识论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没有知识论的追求，就没有近代“意识内在性”问题。

　　应该说，近代形而上学具有鲜明的知识论倾向，人类知识何以可能是其关心的核心问题。在近代哲学的开拓者笛卡尔看来，人类以往的知识大厦和形而上学因缺乏坚实而牢固的基础，并不真正拥有科学的头衔。换句话说，形而上学中的种种争论和困惑最终都牵扯到这个基础。因此，笛卡尔希望通过清理“地基”的方式，为形而上学找到可靠的建基石。对于这项建基“工程”，笛卡尔采取“普遍怀疑”的态度和方法。在“普遍怀疑”的追问中，他发现，当人们进行“怀疑”时，作为“怀疑”的“思”是不能被怀疑的，于是，“思”就是一种意识活动。显然，从形式上看，这个“思”具有明确的主体性，它是主体的“思”，笛卡尔将其定位在“我思”，并进而把“我思”视为知识、形而上学的“阿基米德点”。但从内容上看，“思”并没有明确规定性，它只是一个纯“思”，一旦“思”停止了，“思”的主体性也就无法得到确认。不仅如此，笛卡尔还从“思”、“我思”推演到“我在”，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个重要的哲学命题，为近代形而上学奠定了基本原则，“我思”也就意味着“意识内在性”，这个“意识内在性”被当代哲学界视为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

　　按照笛卡尔的理解，“我思”能够而且应该能够成为人类知识和整个形而上学大厦的“磐石”，但实际并非他所预想的那样。一方面，他的“我思”只是在“意识”内部打圈，固守着自身的领域，实际上是无法通达外在存在物的，不解决客体问题，充其量也只能在“我在”层面，因而他不得不为“思维”和“广延”二元实体留下空间。另一方面，人类知识的可靠性并未得到令人信服的论证，形而上学仍然是迷雾重重。正因为笛卡尔的浓厚知识论和二元论倾向，海德格尔从存在论的角度对他进行了尖锐批判。海德格尔明确指出，在笛卡尔那里，意识的存在特性没有得到拷问，以至于自笛卡尔之后，它变成了一块“禁地”。笛卡尔之后，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试图分别以“实体说”和“单子论”来解答笛卡尔留下的问题，但收获却不尽如人意。然而，休谟对传统形而上学中因果性概念的颠覆性质疑，既开拓了形而上学研究的新方向，又掀起了对客观知识的“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