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人类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不断深化的，这就是人类认识的总的秩序和总的过程。

　　一、人类认识的个别与一般（上）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既是辩证法的精髓，也是认识论的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与具体情况的“特殊”的辩证结合过程。

　　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使之发生内容和形态的改变，才能形成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具有中国内容和表现形态的、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既要肯定“一般性”，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又要肯定“特殊性”，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不能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一般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也不能因为强调“一般性”而否定“特殊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一般性”，是拒绝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因为强调“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就会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脱离中国的历史文化，脱离中国的人民大众。因为强调“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就是教条主义；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普遍性”，就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离开具体实际，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词句，拿来指导实践，就会走弯路，使事业遭受损失。经验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指导作用，拒绝马克思主义指导，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南，就会迷失方向。总而言之，让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所在。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已经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高度提出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他在1930年就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在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他从哲学高度明确阐述了一般战争规律与革命战争规律的关系，科学地阐明了“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在1937年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论著中，他科学地论证了矛盾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根据。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最为经典的论述：“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科学命题，深刻包含了人类认识的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内涵。从哲学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实质上就是哲学原理“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问题，只有从认识路线上解决好这个关键问题，才能解决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般”，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分析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基础上所揭示出来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一般趋势，所概括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般趋势的一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个别”，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辩证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深刻说明了人类认识由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的辩证关系和辩证过程。

　　1937年4月到8月初，为了提高广大军政干部的哲学素养，帮助他们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了一百多学时的哲学课。他在七八月间讲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不仅指出人类的认识是一个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即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过程；而且指出人类的认识也是一个由个别、特殊到一般、普遍，再由一般、普遍到个别、特殊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