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宋代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及其助手历时19年编写而成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宋神宗皇帝因此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据《诗经》“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资于治道之意，特命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以来至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十六个王朝共1362年的历史。作为一部通史，《资治通鉴》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史学巨著，被誉为资政第一书。

　　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他写史的视角聚焦于“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一部《资治通鉴》，处处以“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为归依指向，因而对后人参政为官甚至为人处世都极其重要。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对《资治通鉴》深研细读，其从政治角度的评价最为详细而又中肯，他说：“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四库全书》甚至给了《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八个字的高度评价。

　　《资治通鉴》是承载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是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必读书。然而由于编写体例的缘故，《资治通鉴》自古以来“号为难读”。在其问世的头十七年里，只有一个叫王胜之的人通读了一遍。尽管难读，历代政治家和学者对其都精研细读。一代名臣曾国藩一生深受《资治通鉴》的影响，他曾以过来人的口吻对后学谈读通鉴的体会：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阁下若能读此书，而参稽三通、两衍义请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坠”。“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八字可谓深得《资治通鉴》个中三昧。曾国藩认为“六经之外有七书，能通其一者七，即为成学”，通鉴即为此七中之一。

　　阅读并研究《资治通鉴》不仅是我个人的嗜好，也是工作的需要。二十多年来，在党校工作的三尺讲坛上，我讲授了无数次有关《资治通鉴》的专题课。怎么讲授才能让更多的人容易理解《资治通鉴》中蕴含的政治文化理念？从什么角度讲授可以让更多的受众从《资治通鉴》中有所受益？这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古人对这个问题也有同感，并且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南宋的袁枢通过改变记述历史的方式，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改编为以纪事为中心，把书中记载的十六个王朝1362年的历史归纳为239件大事66件小事，“不著一字，自成其书”，由此开创了纪事本末体这种史书体裁。受《资治通鉴》的影响与启发，南宋的儒家亚圣朱熹对《资治通鉴》等书进一步简化内容，编为纲目，开创了纲目体史书的写作方式。所谓“纲”就是记述一条史实，有如我们常说的提纲一样；所谓“目”，就是在每一条纲后，用非常简练概括的话阐述纲中的历史事件。《通鉴纲目》既是初级的历史教科书，也是传统社会的思想政治教科书。清代学者吴乘权等人还编写出纲目体的集大成之作《纲鉴易知录》，这部书上起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时代，下迄明王朝灭亡，洋洋洒洒180多万字。这部书年经事纬，纪事简明，有一编在手，诸史尽收于胸之效。《纲鉴易知录》是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历史启蒙读物，深得毛泽东一生的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