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知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阐释了现代文学生产机制对于民族—国家意识形成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民族意识起源依赖于一种普遍的文化模式，并广泛引用了来自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例证来说明这一点。遗憾的是，他忽视了非洲的情况。非洲国家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安德森提供的模式差异较大。现代非洲文学使用的语言主要是与欧洲殖民者相关的语言，也是借助这些语言所提供的便利，非洲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得以召唤起使用不同语言的不同部落的共同民族意识。这种“借鸡下蛋”的民族意识生成方式似乎完全没有进入安德森的视野，而这是非洲殖民地较为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形成方式。尼日利亚豪萨语文学和豪萨人对尼日利亚的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就更为独特，本文将尝试论述豪萨书面语言的产生和以之书写的豪萨语小说对安德森有关理论的挑战。

　　安德森理论在豪萨语境中不成立

　　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的形成需要三个文化条件，即普通话的形成、印刷资本主义和由普通话小说提供的想象的共时性。但在豪萨语文学背景下，这三个条件均不成立。在安德森看来，由虚构艺术构成的想象的共时性是民族主义的文化机制。而豪萨书面文字在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外化的形成过程，其书写系统曾先后被用阿拉伯字母和拉丁字母创制过两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具体而言，伊斯兰教在西非传播期间出现了以阿拉伯字母记录豪萨口头语言的阿贾米（Ajami）文字。许多非洲语言书面文字的产生都受到了外来文明的影响，与外来宗教的传播和宗教典籍的译介相关，由自身民族意识增长促使非洲本土语言书面文字产生的情况较为少见。因此，非洲本土语言文字化的结果是非洲民族文化的符号化和民族认同感的增强，但外来文明观念的植入也与民族认同相伴而来，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步骤。可从这两个步骤中的任何一个看，形成的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是本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以及对外来一神论宗教的某种皈依。19世纪初，富拉尼人（Fulani）征服了豪萨地区，建立索科托哈里发（Sokoto Caliphate），其内部统治阶层和知识精英阶层通常使用阿拉伯语和富拉尼语，但为了推行伊斯兰教，索科托哈里发官方却推广使用阿贾米文字。安德森的观点并不适用于豪萨语及相关地区，因为放弃阿拉伯语而使用阿贾米文字传播伊斯兰教义，并没有导致豪萨人自身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发生。索科托哈里发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豪萨人民族国家，其政权与宗教并未分离，反而紧密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