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邦”是古代中国礼治文明的产物，是中国数千年享有的美誉，是我们为之自豪的传统。

　　“礼”渗透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在数千年的传承中与时俱进，发展完善。战国至西汉时完成的儒家经典著作“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既是对周人“制礼作乐”历史的追记，也是人们对现实及未来社会美好向往的寄托。其体现出礼仪之邦的风范：典章制度发达，社会共识高度统一。由《周礼》发展而来的“典”，无论是唐玄宗时期制定的《唐六典》，还是洋洋大观的明清《会典》，被学界誉为中国古代的“行政法典”。其严格规定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机构官员的编制、职能及管理。鉴于此，甚至有学者认为，如果说古代欧洲的法律体系是以“民法”为主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则是以“官吏法”（行政法）为主的。无论如何，绝不是“以刑为主”的——而中国古代法律“以刑为主”却是近代以来法学界的主流观点。由《仪礼》发展而来的不同层级与地域的服饰、乘舆等各项制度、各种风俗、迎来送往的礼节、官箴书、乡规民约、家法族规等，构成了日常生活中规范人们言行的“法”。因此，“知礼”与否，在礼仪之邦中不仅关系国家王朝的兴衰，更关系宗族的兴旺发达与每一个人的荣辱成败。正如孔子告诫：“不学礼，无以立。”由《礼记》发展而来的历代对礼及儒家经典的解释，将“闻道”作为人生的追求，将复礼或遵礼作为人生的信念，使社会形成了高度的是非善恶共识。法家“赏誉同轨，非诛俱行”的主张在汉以后儒学主导的正统思想中也有着一席之地，这正是礼仪之邦中礼治文化包容性的体现。

　　近代西来的“法”与古代中国的“礼”，尽管在表现形式与内容上有着诸多不同，但相通甚至相同之处也并不匮乏。学贯中西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在辨正西“法”的概念时，格外指出：“西人所谓法者，实兼中国之礼典。中国有礼刑之分，以为礼防未然，刑惩已失。而西人则谓凡著在方策，而令一国之必从者，通谓法典。至于不率典之刑罚，乃其法典之一部分，谓之平涅尔可德（Penal code），而非法典之全体。故吾国《周礼》、《通典》、《大清律例》、《皇朝通典》诸书，正西人所谓劳士（Laws）。若但取秋官所有律例当之，不相侔也。”又言：“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译，学者审之。”然而，严复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欧风美雨涤荡世界的时代。在“保种救国”的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中国近代的思想先驱首先需要承担起的是反思批判传统、实现古代法向近代法转变的历史责任。反思与批判，促进了中国法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化，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今天我们应该关注并理解当时情急之下的反思批判，难免夸大了古代礼与近代法的矛盾，难免将礼推向法的对立面，因而也就难免破坏中国固有法的体系，这便造成了近代中国“礼消法长”的发展格局。当我们回观近代以来礼、法的发展时，不难发现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无处不在的古代之“礼”，其丰富的内涵在近代社会变革中逐渐萎缩，其从“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的“朝纲民纪”蜕变为言行举止得体的“礼貌”而已。礼在治国中的核心地位、在社会意识中的主流地位、在法律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已然让位于内涵不断丰富起来的“法”。在被动的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化过程中，传统的淡化与失落成为无法避免的代价。民国时期的法学家徐道邻在总结民国时期法制得失时说：“我国现行法制，多接受外国法，而于中国法源，未甚措意。以故实施有年，终未能尽适国情。如债权法不及‘会’、物权法不言‘老佃’及‘先买’、商法不言‘铺底’。”总结近代以来礼法变迁的得失，简言之，“得”在于能够面向世界；“失”在于情急中矫枉过正，误解了传统。

　　法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法的成长和发展若缺失了传统的动力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恩格斯断言：“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恩格斯的断言，表达了对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尊重。致敬前人是每一个时代前行与发展的基础和资本。中国古代一脉相承的三代之礼、历代立法时的“沿波讨源”、古代欧洲的传统在法的发展过程中“长期”所扮演的“合法性角色”（葡萄牙法学家叶士朋言）都证明了法的发展与传统必然、必须连接的规律，证明了法所必定带有的文明烙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