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曾有一场关于“中国法理学”生死问题的讨论。据此讨论，所谓“中国法理学”，举其荦荦大端而言，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可称为“中国的法理学”。先假设存在一个知识体系——“法理学”，如果国人成功加入了这个学术传统，即可谓“中国法理学”之新生。其二，可称为“法理的中国学”。先假设存在一个“中国的”学术传统，如果任何人在此传统下成功建立有关“法理”的知识体系，即可谓“中国法理学”之再造。

　　选择第一条道路，其易处在于，作为学科建制的“法理学”在西方已有很长的发展过程，而20世纪中叶以来，以新分析法学及其理论对手为代表，愈加圆熟。如果国人通过翻译佳作或者亲炙师说，掌握了这套话语，那么“中国法理学”便呱呱坠地矣。而难处在于，现有的“法理学”知识体系生长在以英语为主的西欧语文之上，面对与中国不同的实定法体系，始终依靠着两希文明的古典和宗教文本，其在汉语中的不可译、不可通、不可说之处甚多。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唯有运用分析或者诠释方法，将现代汉语和中国法律仔细整理一番，制作出一个和西方模板有同有异的术语表来。届时“中国法理学”才算得上“妾身”已明。

　　选择第二条道路，其难处在于，所谓“中国的学术传统”本身现已如镜花水月，面目模糊。科举被废除，中国传统学术失去制度依托，“累累若丧家之狗”。后经以“打倒孔家店”为嚆矢的新文化运动，更被判定要为中国的整体落后负责，呜呼哀哉。加之，全球面貌日新月异，古典思想、地方知识似乎变得无助于大众理解广漠宇宙和复杂人生。即便所谓“中国的学术传统”存在，其能否应对这个新局面也是问题，可谓另一种“儒门淡薄，收拾不住”。但选择第二条道路，其易处也在于，如果“中国学术传统”得以确立，那么凭此概念化、理论化其所遭遇的现代法律，风行草偃。

　　选择第一条道路，必须说明分析方法应用于汉语和中国材料是可行的、正当的。近代以来，对此的负面认识层出不穷，甚至相信汉语、中国材料自始即不适宜“分析的”处理，国人的“脑筋”清奇古怪。实际上，宋明以来的许多理学作品具有鲜明的分析色彩，罗整庵所谓“联比而贯通之，以究极其归趣，遇奥涩处，间亦附入注语，以畅其义”即是代表。而与传教士接触后，西方受几何学影响的写作方式更传入中国，戴东原或为例证。讲究条理和推衍，对于国人而言说不上什么难事。只不过，西方逻辑学、语言学早发，围绕“法律推理”所积累的知识和技术，其体量之大、成就之高，已不允许“重新发明车轮”。国人选择此路，当亦步亦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