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脚步迈进新一年的大门,回首2016年思想的火花,学术观点的碰撞,值得深刻思考与回味,这是我们迈向新征程的宝贵财富。“争鸣”版在过去的一年记录了学界热议的若干重要问题,汇集了点滴学术之火花,以人文关怀启迪大众。在年终岁首之际,本期主要总结一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热议的焦点话题,希望能成为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与读者一起展望新一年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潮。“争鸣”版将继续努力,坚持学术性与普及性,让更多读者感受到思想之花的美丽与精彩。

    马克思主义   

　　★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对人类早期文明形态有过经典论述:“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2014年5月5日,陈炎在《光明日报》发表《如何理解马克思笔下的三种“儿童”》一文,认为“正常的儿童”指古代希腊;“早熟的儿童”指古代中国;“粗野的儿童”指古代印度。2015年2月2日,王汝良在本版发表《也谈马克思笔下的三种“儿童”——与陈炎先生商榷》,认为“粗野的儿童”不应指印度,而是指对罗马文明造成毁灭的北欧日耳曼蛮族;“早熟的儿童”则是指东方民族,既包括中国,也包括印度和埃及;“正常的儿童”确实指希腊,但并非由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是对物质生产同精神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的一种论证,是对人类童年时期仅存的天真与烂漫的一种赞美。2015年5月18日,陈炎在本版发表《再谈马克思笔下的“三种儿童”——兼答王汝良先生》,再次论证了自己的看法。

　　2016年5月17日,王汝良在本版发表《复辨马克思笔下的三种“儿童”》,认为“粗野的儿童”并不单单指印度,除古印度文明外,古巴比伦、古埃及文明都曾被游牧部落征服;罗马帝国最终亡于日耳曼蛮族,“粗野的儿童”原意当指对罗马文明造成毁灭的日耳曼蛮族,也可广义理解为曾在人类文明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游牧文明。除古中国外,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等东方农业文明皆是马克思所说的“早熟的儿童”;“正常的儿童”指全面发展的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文明在城邦政治、艺术、人文等各方面均衡发展,就如一个天真烂漫、充满幻想的儿童,符合社会各个阶段的正常逻辑,这种文明发展模式是马克思最为欣赏的。

　　★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部落联盟是原始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民族则是国家社会的产物。2016年12月6日,易建平在本版发表《部落联盟并非社会发展必经门槛》一文,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他表示,北美与中美洲的印第安人曾有部落联盟,但他们仍停留在原始社会,并未形成国家。无论在希腊还是罗马,部落联盟并非是它们形成国家之前的最高社会组织形式。学术界一般将民族看作与国家社会相对应的共同体,然而在摩尔根看来,民族比部落联盟更为高级。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专门讨论进入国家社会的地区是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从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原始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是“民族”(Volk)而非部落联盟。易建平认为,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观点,即便存在部落联盟,它也并非原始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在部落联盟之后、进入文明社会之前,还有一种社会组织,那就是“民族”。

　　(南凯仁)

    历史学

　　★2016年8月5日,吴庆龙为首的科研团队在《科学》杂志发表《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发为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据》一文,引起广泛关注。不少学者认为,虽然史前中国黄河上游积石峡地区的大洪水或许是事实,但将之与禹治洪水联系在一起并用以说明夏朝的存在,缺乏足够证据。少数学者则认为禹治洪水是一种神话,夏朝的真实性值得怀疑。11月8日,沈长云在本版发表《再论禹治洪水兼及夏史诸问题》,认为禹治洪水及夏朝的存在“都是不容置疑的”,夏朝的建立与禹治洪水有直接关系。西周时期的豳公盨铭文称“天命禹布土,陶山濬川”,说明西周时期广泛流传着禹治洪水的故事。甲骨卜辞表明,商代人早已知道前朝发生洪水的事实。沈长云认为,洪水发生的地域亦即禹部族之居处,在黄河中下游平原一带地势低洼之处,即处在古代黄河与济水之间,属于古兖州。夏禹治水的区域不是在豫西,而是在古河济地区,即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一带黄河中下游平原。夏朝的地域应与禹治洪水涉及的地区相一致,应在古河济之间,而不是豫西或晋南,至少夏朝前期的地域应是如此。

　　★“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的一大创造,强调用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解决历史问题。杨鹏《王国维实证考据学风形成源流新解》(《湖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一文认为,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形成,“源自于他与日本学者长期的学术互动与交流”以及通过日本学者了解到的“欧美等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西方科学实证的思想、精神”对其思想的浸润。2016年4月19日,王东峰在本版发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辨析》,不赞同杨鹏这一说法。他认为,“二重证据法”源流来自宋代金石学、清代乾嘉考据学以及罗振玉对王国维学术研究方向的指引。日本学者对王国维的影响仅限于其学术生涯初期,西学对王国维的史学研究及“二重证据法”影响甚微。6月14日,杨鹏的《“二重证据法”形成源流再析》,对王东峰的看法作出回应。他强调,王国维通过日本学者继承“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原则,并与清代考据学治史精神相沟通,将传统史学方法,发展成为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物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建立起“实证史学”研究典范。

　　★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古城西门城墙之上,1988年1月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令岳阳楼名声大振,历千年不衰。然而,最近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何以让天下皆忧?》一文宣称:“仁宗年间的‘岳阳楼’其实是一家名满江湖的青楼”。该文不仅将滕子京说成“贪污犯”,而且认为范仲淹庆历新政的目的就是“抓权和搂钱”。2016年5月3日,王瑞来在本版发表《岳阳楼非青楼 古人不可厚诬》一文,认为这种看法“出自一种想当然”。他指出,该网络文章对庆历新政的评价,是一种“自我作古的曲解”;滕子京确曾被指控为“贪污犯”,但这早已被证明为“诬枉”。6月28日,陈峰发表《庆历新政不是“抓权和搂钱”》,也反驳了网络上流传的这种说法。他认为,庆历新政核心是整顿吏治,并非以增加财政收入为重点,并非以“抓权和搂钱”为目的;其主要因触犯官僚集团既得利益,招致猛烈攻击,才最终流产;从范仲淹的品格与从政经历来看,他始终秉持忧国忧民的理念,不仅在《岳阳楼记》中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还倡导“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为官之道。(周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