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罗艳春 常建华

　　作者简介：罗艳春(1977- )，男，江西遂川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天津 300387；常建华(1957- )，男，河北张家口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明清史研究，天津 300350

　　原发信息：《河北学刊》(石家庄)2016年第5期 第63-66页

　　关 键 词：中国社会史/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当代社会史/进展与趋势　　Chinese social history/ancient Chinese social history,modern Chinese social history/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history/developing and trend

　　主持人：李文

　　[主持人语]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逐渐复兴和发展，其研究理念与方法更是日益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据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张雨整理《2015年中国社会史论文索引》显示，该年度发表的社会史相关学术论文有近千篇，涵盖主题主要涉及社会史通论，社会结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环境、医疗与社会救济，日常生活、礼俗与信仰，以及口述史等类别。如此之多的论文数量，体现出2015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盛与发展。为了全面展现2015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进展和发展趋势，我们组织了一组专题讨论文章，以期呈现2015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成绩与亮点所在，并希望能够以此引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未来走向。综合来看，2015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其主体所呈现的依然是“面向社会的历史研究”，视野转换、史料开掘和现实关怀是其发展和繁荣的三大动力。近年来，随着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崛起，或许中国的社会史研究会迎来一场深刻的变革，即视野和方法上的革命，为此我们期望今后看到更多的学科能够面向历史，形成独具特色的“走向历史的社会学”、“走向历史的经济学”、“走向历史的政治学”、“走向历史的生态学”、“走向历史的心理学”，等等。

　　2015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成绩显著，亮点纷呈，尤其是在史料运用和视角选择等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特点。为了更好地展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史研究的具体情况，笔者拟按照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明清的时代顺序，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状况作一梳理，以期勾勒出2015年度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主要进展和趋势。

　　一、先秦秦汉

　　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先秦秦汉社会史研究在史料运用方面特色鲜明。其中，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是其最主要的两种史料，而简牍等出土资料的大量使用尤为突出。

　　王彦辉在讨论正卒与材官骑士这两项秦汉时期兵役徭役中的重要制度时，在正史、政书等传世文献梳理的制度脉络基础上，使用了大量里耶秦简以及居延、肩水汉简等材料中记载的信息，为考证诸如材官骑士与地方兵役、正卒与材官骑士的屯戍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论据，从规定与实际运作两方面加深了对传统制度史的认识[1]。张文瀚根据出土的大量居延汉简，梳理了军事候望机构甲渠候官的日常工作及其运转状况，发现甲渠候官主要通过文书掌控、行塞和召会等三种手段进行日常管理[2]。凌文超根据简牍中的户籍登记信息等材料，梳理了在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体制中，秦汉魏晋编户民角色从“士大夫”向“吏民”转变的历史过程[3]。

　　在臧知非探讨秦汉田税征收方式的论文中，简牍文献成为最为核心也至关重要的资料。作者认为，里耶秦简8-1519号简关于“税田”的记录，表明按户均分田税是秦朝合法的税收方式。以此为讨论起点，睡虎地秦墓竹简、张家山汉墓竹简、凤凰山汉墓木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等近年来出土的简牍，为梳理秦汉田税征收方式的延续、发展与变迁提供了完整的证据链[4]。此外，秦汉简牍的经济社会史研究价值也日益得到重视。王勇依据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七组《县官田令》令文，探讨了秦代农田管理、土地制度和律令制度等问题[5]。朱德贵结合传世文献与其他汉简等材料，分析了新近披露的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中的“都乡七年垦田租簿”问题，认为西汉中期田租征收的具体办法是依据平均粮食产量和一定的税率按亩计征[6]。

　　彭卫对脚气病、性病和天花在汉代是否存在进行了讨论，认为性病和天花都不曾出现在汉代，只有长江流域因稻米成为主要食物以及稻米加工精致化等原因，在战国至秦汉时期曾经有脚气病的发生和流行。政府原始档案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载大量“踵足”记录，提供了被遗忘的疾病(脚气病)历史[7]。

　　在思想文化和社会观念方面，晁福林认为，清华简《保训》涉及上古时代的不少重要观念，是观念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标本”[8]。王子今则注意到，秦汉传世文献中存在“北边”和“西边”地区称湖泊池沼为“海”的现象，这一名称背后，与中原人有关“四海”的观念存在某种内在关联，反映了当时人的天下观和世界观[9]。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这一时段的社会史研究，既注重传统典籍文献资料的运用，又凸显出墓志与文书等出土文献的史料特征。

　　在礼制习俗方面，郭善兵与梁满仓的学术讨论进一步推动了对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礼制的认识。郭善兵就曹操柄权以及两晋南朝时期有关宗庙礼制的一些现象，对梁满仓2008年所发表论文中的讨论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观点[10]。梁满仓在回应文章中着重对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发布的“甲午春祠令”进行了分析与考证，认为“甲午春祠”的性质为国家大礼，地点在汉都许昌，曹操对春祠对象的不敬和亵渎，说明甲午春祠祭祀是在许昌东汉皇家宗庙，而非邺城曹氏家庙；祭祀对象是刘氏祖先，而非曹氏祖先[11]。

　　视角的转换与下移，不仅可从传统典籍中发现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史料价值，也可对传统命题进行重新阐发。鲁西奇根据正史、笔记等典籍文献，对汉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中古时期的滨海地域水上人群作了梳理考证，这既是对陈寅恪所揭示“滨海地域”之概念与理路的进一步推动和发展，也将中古时期一群长期被忽视的边缘人群重新纳入到学术研究视野之中[12]。李旭对西晋当利里社碑的考释，虽然没有明确标示，但其研究方法颇与地域社会史研究理念相契合。作者认为，当利里社碑中引人注目的是“爵尊”和“德尊”秩序，至于形式上的“齿尊”只是一种象征性呈现。当利里社碑的个案之所以能够为孟子“乡党序齿”的观念提供更多丰富复杂的面相，与论文考释过程中对碑刻与其所处地域社会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密不可分[13]。

　　墓志与文书等出土文献的大量使用，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极具特色的现象。成一农在梳理北魏至唐代城市中“里”与“坊”的使用流变时运用了大量墓志材料，并以之作为反思从汉代“里制”向隋唐“里坊制”转变过程中，“坊”的功能如何扩展并与已有的“里”并行这一问题的主要论据支撑[14]。张达志则在梳理唐武宗时期两次州县置废主导权的转换时揭示了唐中后期直至唐末藩镇与朝廷实力消长的发展趋势。其中，墓志文献对论文的价值与意义，从作者使用何弘敬墓志来钩沉肥乡之役即可见一斑[15]。张鹤泉从墓志中梳理出墓主受封散爵的实际情况，从而对北魏孝文帝进行爵制改革后“散爵”的封授与职官、功勋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16]。

　　由于出土文书的地域性以及史料特点，使其也成为边疆史地及妇女史研究的主要史料。如王欣利用楼兰、吐鲁番文书以及其他文献，对魏晋时期诸政权在西域的屯田活动作了考察[17]。董永强根据新疆吐鲁番古墓葬群出土的陪葬品清单衣物疏的有关记载，对高昌国及唐西州时期当地百姓以《孝经》陪葬的习俗予以探讨[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