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一直备受古今中外有识之士和执政者的重视。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舆论问题也呈现出多种样态。梳理中国舆论学研究的发展历史，思考学科体系建设，既是回应现实的需求，也是推进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任务。

　　学科体系建设迎来历史契机

　　舆论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公众共同意见如何制约人类生活的科学，主要探讨舆论的构成因素、类别特性、演变规律等。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舆论学始于近代，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引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推进社会革新时，十分重视舆论的力量以及对舆论规律的研究。如梁启超、康有为在宣传维新变法时，通过聚众讲学、创办报刊宣传思想主张。20世纪30年代，文人和报人对舆论的研究逐渐增多。其中，林语堂《中国报刊和舆论史》是用英文写成的中国第一部研究舆论史著作。然而，我国现代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舆论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加强了舆论监督的功能，带动了对舆论的深入研究，如不久前故去的甘惜分教授当时曾多次呼吁建立社会主义舆论学，他的著作《新闻理论基础》对新闻舆论还作了专门论述。

　　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了“舆论监督”的概念，并明确表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为我国舆论学系统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契机，很多学者都认识到舆论学对于我国社会发展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舆论学研究形成高潮，出版了第一批学术专著，如刘建明的《基础舆论学》、杨张乔的《声张自我的艺术——舆论社会学》、孟小平的《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等。与此同时，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公关学、信息学、传播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切入研究，对舆论学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证考查，构建了舆论学的基本理论架构。

　　新世纪以来，随着媒介技术的社会化发展，社会公众获取信息、共享资源、沟通交往、表达意见的渠道更加多元，各种反映社情民意的舆论场极其活跃，对社会治理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随之使得舆论话题、舆论事件成为政府、民众、媒体都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舆论研究的重要性也因此日益凸显，舆论学也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近年来，我国舆论学也获得了长足发展，许多研究机构竞相成立，许多研究论著纷纷问世，一些高校也开设了舆论学专业。

　　不过，目前我国舆论学在学科意义上还未独立成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 13745-2009（人文社科类），舆论学目前被列在新闻传播学二级学科“新闻理论”之下的三级学科。舆论学相关研究多散见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计算机科学、图书情报学等领域，着重探讨舆论学自身发展问题的研究所占比重有限。但经过30余年的发展积淀，我国舆论学的本体问题以及研究框架模式、方法路径等都趋于清晰和完善，建立舆论学学科体系的条件也基本成熟。我们应当抓住当前我国社会发展需要和舆论研究发展需要两大历史契机，梳理、归纳、总结概念、理论和方法，同时与时俱进、协同创新，建立和完善我国舆论学学科体系，使之朝着成熟化、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快速发展。

　　学科体系建设构想

　　论及今后我国舆论学学科体系建设，笔者就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培养体系、应用体系等几个方面做了一些思考，初步构想如下：

　　加强舆论学理论框架的创新。由于我国舆论学起步较晚，理论框架还不够成熟。例如，西方舆论学研究者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瀑布模式”和“蒸腾模式”、“个别取向模式”和“成对取向模式”等众多著名的研究模式，而国内舆论学研究模式大多集中于舆论生成的探讨，并且往往只限于提出设想，未能进行深入阐发。因此，未来我国舆论学研究应该在厘清舆论学本体问题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理论精华，大胆构建原创性理论模型，持续加强理论框架的创新，为科学阐释舆论现象、有效进行舆论监管提供依据指引。

　　完善舆论学研究方法体系。目前我国舆论学研究的方法尽管有大数据挖掘、民意调查、焦点小组座谈、控制实验、内容分析等多种，但由于各种软硬条件的制约，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内容分析，侧重于从经验层面上梳理分析舆论问题或事件的生成、演变、传播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缺乏量化调查的支撑和实证分析的检验。因此，今后国内各舆论研究机构应当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方面做大量的努力，要在借鉴国外研究方法和改进国内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多样、有效的方法体系，促使我国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尽快实现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