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是一个读书大国，我希望这套书的出版能够帮助走向世界的人们产生浓厚的兴趣。多认识世界，进行有意义的比较，也就能更好地认识自己。”

　　文汇报：您在上世纪80年代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应该很早就关注并且读过《走向世界丛书》吧。

　　陆建德：我的书架上有岳麓书社的《走向世界丛书》精装10卷本，最开始接触的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单行本。上世纪80年代，零零星星看过一点，比较系统地阅读是在1990年之后，我完成英国的学业回到国内。隔了那么长时间，书中的内容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但心底的触动一直都在。这套书的价值在我看来是非常大的。通过字里行间的历史细节，我们可以了解到，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尤其是文化水准很高的那一批人，他们在外面看到了什么，感受又是什么？

　　最早走向世界的那批中国人，既有像郭嵩焘这样的外交大使，也有在洋商那里担任译员的林鍼，还包括一位女性作者钱单士厘。依照一般的经验，当熟悉的生活环境变成了陌生的异域场景，你会发现没有贴切的词汇来描述沿途的所见所闻。他（她）们不一样，在国外看到了全新的东西——不管是参观学校或是报馆，居然可以通过自己的母语，将其全面地记录和呈现。中文这门语言的表达能力是如此丰富，从广度到深度，以及与生俱来的柔韧性和灵活性，这些让我们感到骄傲。

　　至于内容方面，我的印象就更深刻了。有时候我在想，那批中国人去到一个新的地方，那里的当地人对于周遭事物是习而不察，觉得不值一提，但他（她）们不同，因认知差异而产生了浓厚兴趣，无时无刻不带着中国的眼光去判断、比较和记录。我记得其中一本书提到，作者感叹英国的街上没有地痞流氓，这说明他在国内处处碰得到这样的人，并且可以依据特定的言行举止进行识别。西方社会的有序治理让初次“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很是震撼，比如来自传统士大夫阶层的郭嵩焘一下子就发懵了，以为自己看到了“三代之治”。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带有屈辱意味的“通好谢罪”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多痛苦的印记，反而是积极地进入了一位外交官的角色。

　　文汇报：包括郭嵩焘在内，那批作者所讲述的“世界”，是否就是他们曾经抵达的那个“世界”的真实模样？

　　陆建德：每个人的勤奋程度不一样。我觉得有些人在国外期间并没有主动地与那个社会的人群进行互动和交往，犹如生活在一座孤岛上。比如曾纪泽，根据书里的描写，他基本上不出使馆，整理书籍、写字画画，依然是中国士大夫的作息方式，没有融入，有些消极。

　　在我看来，真实度是比较高的。他们在国外参观，会非常详细地记录下来，总的来讲，着墨较多的是正面的社会图景。这其实很好理解，使馆所在地一般是生活条件优越的城市核心位置，而非工人阶级聚居的区域，有机会交往的外国人士的素质也比较高。晚清的社会治理确实有太大的可以改进的余地，公共基础设施之差如北京，雨天满地泥泞、晴天漫天风沙，这跟西方的成熟与先进形成了鲜明反差——19世纪后半叶，英国已经有了地铁。此外，他们在西方看到不同层次的人可以互相交流意见。我一直记得张德彝的一篇日记：伦敦的一个车夫因为殴打马匹过甚被处以罚款，并被监禁一个月；一个工匠因为用力拽马尾巴被关了六个礼拜。

　　他们无意识地带着友好的眼光来观察身处的社会，由于交往和认知的局限性，看到的表象更多一些。除了善良与美好，那些国家也有阴暗的一面，也有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