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在主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开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审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遗产，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实践。

　　一是坚持哲学维度。马克思善于将关于经济学问题的探讨上升到哲学高度，抑或以哲学的逻辑思维来研究经济学问题，实现经济学和哲学的“联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就以“异化劳动”为核心概念来对当时流行的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揭示了国民经济学陷入重重矛盾的根本原因，指出了私有财产既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同时又是私有制不断巩固和再生产出异化劳动的前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融为一体来考察资本运动，创造了科学的方法论，正确地解决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问题，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强大逻辑感和哲学意蕴。

　　二是坚持政治维度。马克思总是将经济问题纳入政治框架内，既坚持“经济问题政治解决”的导向，又坚持无产阶级的基本立场。无论是早期的把共产主义看作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还是后来对劳动二重性、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及劳动力等范畴的分析，他都紧扣政治导向，不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和剩余价值的秘密，而且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全面异化的事实，指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从而凸显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鲜明的政治色彩。

　　三是坚持批判维度。作为近代欧洲人文主义传统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马克思高度重视“批判”的理论价值，他的很多文本都冠以“批判”字眼，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等。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要考察对象的合理性区间和范围，马克思正是基于此来科学而严肃地对待资本主义的一切社会现象。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问题考察的基础上，他不仅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合理性），还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借陈学明教授的话，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就给资本主义下达了“死亡判决书”，16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虽然这一“判决”延期执行，但依然有效。

　　一个多世纪来，无论是在东方思想界，还是在西方学术圈，无论人们对其经济学采取怎样的态度，实际上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审视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由此也展示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卓绝魅力。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文化激荡下的百年中国文化变迁研究”（14BKS04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