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新媒体：缘何难以脱颖而出　　

　　When Will Academic New Media Excel： On Media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cademic Communications

　　作者简介：朱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执行主编，南京 210093 朱剑，男，《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执行主编。

　　原发信息：《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0154期 第7-17页

　　内容提要：当新媒体在大众传播领域高歌猛进、传统媒体节节败退之时，传统学术期刊作为主流学术媒体的中心地位却依然稳固。其原因在于学术信息源与受众的单一性使学术期刊得以垄断信息源，学术期刊体制的特殊性使学术新媒体无法获得合法的学术传媒身份，学术评价机制的不合理使学术新媒体不能成为评价对象，故独立的学术新媒体始终没能产生，但纸本时代的“刊”与互联网时代的“网”之间还是形成了很大的张力。国家层面的媒体融合战略的实施为创新期刊体制提供了契机，从而为“合法”的学术新媒体的诞生提供了机遇，学术期刊将面临真正的挑战，唯有主动开发学术新媒体，让新媒体成长与媒体融合同步进行，方能求得在互联网时代的新生。

　　关 键 词：学术期刊/新媒体/大众媒体/期刊体制/学术评价/媒体融合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研究”(14YJAZH116)。

　　十多年前，面对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对学术传播领域的介入，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研究者就曾预言，纸本学术期刊必将为数字化学术期刊所取代①。国际学术媒体的发展似乎已印证这个预言，近年来，不论是已有悠久历史的学术期刊还是新近创办的学术期刊，几乎都已告别了纸本，至少都不再以纸本为主要形式和编辑出版工作的重心②。而在学术传播领域之外，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和移动终端的普及，各种形式的新媒体更是不断地蚕食着、攫取着传统媒体的领地，传统主流媒体正在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今天，大概已很少有人怀疑纸本学术期刊必然让位于数字学术期刊乃至学术新媒体这一前景。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深入观察我国传媒现状，就会不无尴尬地发现，当新媒体在大众传播领域风生水起、传统媒体节节败退之时③，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传统学术期刊在学术传播中的中心地位不仅没有被新媒体取代，相反，似乎越来越稳固了。显然，在遭遇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挑战的大环境下，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与国际学术媒体以及大众媒体处境有所不同，而这个不同被我们忽略了，当我们将关注点集中于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之时，传统学术期刊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应该如何解释这一“异常”现象？这一现象的持续给我国的学术期刊乃至学术研究带来怎样的影响？在媒体融合的潮流中，学术期刊应该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本文意在通过对学术新媒体难产原因的分析，提供对这些问题的一个解释，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代际更迭：纸质媒体与数字媒体

　　关于传播，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其最基本的意思是清晰而没有歧义的。本文且取其最通俗的定义：“传播是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信息是传播的内容。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传递信息，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④在这里，信息的传递、信息的接受和信息的反馈是所有领域传播的共同点。但是，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传递的信息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极其丰富的，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将所有的信息传播给所有的人，因此，传播是具有目的性和选择性的。不同的信息(内容)提供者，基于不同的传播目的，会选择最合适的载体和传播路径，以高效而准确地传递给预设的目标受众；而不同目标受众对通过专门载体和路径收到的信息的接受、认可(反馈)的速度和程度(满意度)则成为评价信息质量和传播质量的重要指标。正是信息的多元性、传播的目的性和受众的选择性造就了各司其职的不同传播媒体，学术媒体只是众多媒体之一种，传播和交流学术是其最基本的功能和目的；又因为学术成果多以学术论文和学术评论的形式出现，故主要刊载学术论文、学术评论和学术信息的学术期刊自诞生以来即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学术媒体。

　　任何传播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直到数字技术产生并应用于传播之前，平面图文信息的传播主要依靠的是印刷技术。印刷技术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纸张的产生，有人甚至追溯到文字的产生，将印章和封印一类标记物的重复使用视为原始的印刷术。在经历了雕版印刷和(泥、木)活字印刷的漫长岁月后，金属活字印刷术于15世纪问世，辅之以手摇印刷机，现代印刷术自此奠定了基础。作为重要学术媒体的学术期刊之于17世纪诞生，固然缘于现代学术组织和学术研究的需要，但与印刷技术的支撑也是分不开的。学术传播有了期刊这一利器，一改此前“学者之间主要靠通信方式交流思想心得与科学发现”的点到点的传播为点到面的传播，传播效率的提升当以千百倍计。传播方式的变革直接导致了学术研究格局的变革，“学者们如果想了解学术界正在关注和讨论什么，他们就可以期望在他们认可的期刊中找到踪迹”，许多著名的学派即因学术期刊而产生，“近代学术史风起云涌，学派林立……其中也不乏以期刊或连续出版物而得名的，如代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百科全书派和对当代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影响显著的年鉴学派等等。还有一些学派，即使不是以期刊命名，也往往围绕一两份学术期刊而形成，如法兰克福学派，其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在1932年创办了《社会研究杂志》，之后就将这份期刊打造成该学派的旗舰。”[1]工业革命后，机器印刷的发明，更是大大提升了印刷技术的效率。20世纪下半叶，计算机照排技术的发明则使现代印刷技术臻于完善。历史上印刷技术的每一次革命性的进步，都带来了学术传媒的重大变化——新的媒体的诞生或原有媒体的跨越性发展，进而推动了学术事业的发展，传媒在学术发展史上居功至伟。

　　尽管印刷技术的演进波澜起伏，但以纸张为基本介质一直未变。“纸本时代”之得名，就是因为在传播领域所有文字、图表等平面信息，其载体几无例外，都是纸张，书、报、刊则是纸本时代最主要的传媒。印刷技术本质上就是一种以印刷机为工具、以纸张为介质的图文复制(拷贝)技术。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刷技术因中文编码技术的突破而产生了激变，计算机照排技术在中国终于进入了实用阶段，铅字排版印刷就此成为历史。这一技术革命并未到此为止，纸张成了技术革命的下一个对象。

　　如果说计算机照排技术实现了从“铅与火”到“光与电”的转变，那么，21世纪初的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技术则实现了从“光与电”到“数与网”的转变。前一个转变在把印刷出版技术推到了最高阶段的同时，也因成功地以数字拷贝技术替代了纸张拷贝技术而开启了数字出版的最初阶段，信息载体由有形纸张向无形数据的转换，实现了信息与纸张的分离；后一个转变则以互联网上的数字传输取代了纸质出版物的实物传输，传输问题的解决让数字出版技术迅速走向成熟，成为传播领域新的技术支撑。

　　与纸本时代相比，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对传播效率的提升已在多方面充分展示出来：时间上，传播与接受做到了共时态；空间上，移动互联网可以跨越任何地理障碍；形式上，不再限于平面信息，图、文、音、影均可自由地组合在一起并实现高质量地交互而非单向的传输；数量上，可以无限复制，而且，传播的成本和入门门槛都大大降低，更加切合现代多元社会对信息获取及时、多样、高效和互动的需求。如此全方位的媒介变革揭开了基于数字和互联网技术的传播新时代的序幕。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叠加所引起的技术革命的意义远远超越了任何一次印刷技术的变革。

　　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因技术革命而引发的新旧媒体交替更迭的时代。传统媒体仍主要以纸本形式存在，这里所说的纸本形式，不仅仅指其载体，更指其制作理念、模式仍停留在纸本时代，编辑制作纸本仍是其工作的中心；新媒体则完全摒弃了纸张，不管其形式还是理念、模式、程序、方法等，全是基于数字和互联网技术。于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共存体现出了一种紧张：后者向前者发起了挑战。所有基于印刷技术、活跃于纸本时代的传统媒体，无论是大众媒体，还是学术媒体，概莫能外，都面临着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显在或潜在新媒体的挑战。正是基于历史的经验，我们预言了在学术传播领域纸本时代的终结，并呼吁传统学术期刊应尽快开启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但是，新旧时代的交替并没有我们预想的那样简单，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地域，呈现出了纷繁复杂的多种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