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比分析哲西方学传统中以柏拉图哲学为代表的“metaphysics”与中国哲学传统中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形而上学”，可见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西方metaphysics所包括的本体论与宇宙论两部分泾渭分明，而在中国哲学中，二者则相互贯通。如将现代中国哲学中较有代表性的几种“形而上学”建构视作对于西方“metaphysics”的回应，通过进一步考察“援中入西”所可能产生的理论效果可以发现，当前中西哲学发展的前提与前景在于世界哲学的共生共成，以及双方应当如何在这一格局下自处和发展。在一个世界哲学“彼此互动”、“共生共成”的整体脉络中，中国哲学传统对于当今西方哲学的发展能够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不囿于中西哲学的传统而去思考一些人类经验普遍面对的根本哲学问题。

　　关 键 词：Metaphysics/形而上学/中国哲学/世界哲学/援中入西

　　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省，①以及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的系统建构，②如果这两个方面的讨论如果都可以放在“援西入中”这一典范之下，那么，本文关心的则是如何“援中入西”的课题。换言之，如果说以往笔者在思考如何在当代中国治“中国哲学”时，主要关注的是西方哲学传统在“研究中国哲学”与“建构中国哲学”这两个虽密切相关但毕竟各有不同的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如今笔者想探讨的，则是在一个世界哲学“彼此互动”、“共生共成”的整体脉络中，中国哲学传统对于当今西方哲学的发展所可能提供的思想资源，以及如何进一步不囿于西方哲学的传统而去思考一些人类经验普遍面对的根本哲学问题。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关乎“世界哲学”发展的问题。西方哲学家中已有人呼吁要汲取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去反省西方哲学自身的问题。③这样的呼吁，要想不流于单纯的“良好愿望”和“口号”，就必须认真和深入思考中国哲学应如何在与西方哲学(包括印度哲学)的互动交融中深度介入世界哲学“共生共成”的整体格局，同时在世界哲学“日生日成”的过程中成为一个积极的建构要素。对该问题的思考，在整个中文世界，恐怕还尚未进入多数学者自觉的意识层面。笔者所谓的“援中入西”，可以说是思考该问题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为了不使对此课题的讨论流于抽象，本文将以“metaphysics”这一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重要方面为例展开讨论。

　　一、“Metaphysics”和“形而上学”：对比与分析

　　20世纪80年代，台湾出版的《现代形上学的祭酒：怀德海》一书对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台湾译为“怀德海”)其人及其哲学进行了导论性的介绍。④该书指出，“形上学”在20世纪的西方已渐成衰落之势。此“形上学”即“metaphysics”，大陆流行的译法是“形而上学”，取自《易传》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最早由日本明治时期的学者井上哲次郎用以翻译“metaphysics”一词。晚近英语世界中的许多相关研究也进一步表明，虽然不能说“metaphysics”已乏人问津，甚至还有重新关注这一领域的不断呼声，⑤但总体来说，较之以往其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重要性，说它处在相对衰落的状况中，应该是不为过的。

　　1869年，英国伦敦创立了一个社团，名为“metaphysical society”，即“形而上学学会”。其目的是将教会的修士、科学家以及其他一些知识人联合起来，一起探索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并试图解释宇宙的奥秘以及人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学会的成员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人物，包括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哲学家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和马提诺(James Martineau)、英国罗马天主教会的红衣大主教曼宁(Henry Edward Manning)、艺术批评家拉斯金(John Ruskin)，甚至还有英国首相格莱斯顿(W.E.Glastone)。但是，这个学会到1880年即不得不寿终正寝。根据创立人之一、诗人同时也是思想家的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回忆，“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甚至连界定‘metaphysics’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都没有人能够成功。”⑥这表明，即使在西方世界，什么是“metaphysics”，大概也一直莫衷一是。

　　不过，无论“metaphysics”的涵义如何难以获得一致的确定，从古希腊以来，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那本以“metaphysics”为名的著作问世以来，无可否认，在古典西方哲学的传统中，“metaphysics”一直是哲学中最为重要的部门，甚至可以说居于其中心。⑦如笛卡尔就曾经说，如果人类的所有知识可以比喻成一棵大树，那么，“metaphysics”就是这棵大树的树根。因此，他自己便将“metaphysics”称为“第一哲学”。当然，在西方专业的哲学界中，迄今为止关于“metaphysics”虽然未必众口一词，但也还没有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地步。对于其探讨的问题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大致有一个相对明确和稳定的范围。如现象与本质、决定论和自由意志、同一性与变化、心与物、必然性与可能性、时间与空间等，都可以说是“metaphysics”所探讨的主要问题。⑧进一步而言，根据西方哲学中较为经典的理解，大致来说，“metaphysics”主要包括“ontology”和“cosmology”这两个部分，前者针对的是“being”的问题，后者针对的则是“becoming”的问题。⑨

　　“ontology”在中国大陆长期以来译为“本体论”，港台通常译为“存有论”，而“cosmology”则译为“宇宙论”，两者各有所司，不能连在一起。之所以如此，在于根据西方哲学传统的主流，尤其巴门尼德、柏拉图以来的理解，由于“being”超越于变动不居且虚幻不实的感官经验世界，不在具体的时空之中，因此也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不是“多”而是“一”。⑩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being”是静止的。与本体论不同，宇宙论所要处理的则是现实经验世界如何产生、发展和变迁，这是“变动”或者说“生成”的问题。因此，“metaphysics”虽然包含本体论和宇宙论，但它们却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

　　但是，从中国哲学尤其易学和儒家哲学的立场来看，“being”和“becoming”不必只能分属于两个世界。世间诸相的“本体”虽然不是感性经验世界和现象世界这所谓“世间”的诸相之一，而是诸相的所以然和所当然，但却不是超越于感性经验世界和现象世界之上和之外的、静止的、不在时空之中的、抽象的存在。虽然一方面“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作为“器”之根本不能被化约为诸“器”之一；但另一方面，却又“道不离器”、“道在器中”。朱熹对于理气关系“不离不杂”的理解，也可以说是对道器关系的理解。至于王夫之等人，则进一步强调作为“本体”的“道”不能脱离“器”的世界而成为巴门尼德和柏拉图意义上的超绝的“being”。牟宗三在其《心体与性体》中，反复使用了“本体宇宙论”这个词汇。从上述西方哲学传统形而上学的立场来看，这是说不通的。但牟宗三选择使用这个词汇，正是他基于中国哲学传统的根本立场使然。而他批评朱熹的“理”“只存有不活动”，坚持“理”必须是“即存有即活动”的，在一定意义上，其实也可以视为对这种“道不离器”、“道在器中”的立场的强调。如果转换成西方哲学的术语，牟宗三的“即存有即活动”，也就是说“超越”之“本体”不是孤悬于变迁流转的大千世界之上和之外，而是“内在”于“大化”之中，作为大化之所以“化”的根据而发生作用。他所谓的“创造性真几”即指此而言。“本体”虽非世间诸相之一，却是内在于世间诸相来表现自身的。因此，作为存在根本的“本体”(being)并不能脱离宇宙的大化(becoming)而孤绝地屹立于时空之外，它可以说是“不变随缘”而又“随缘不变”的。这里借用佛教华严宗的说法，大致可以形容中国哲学尤其易学和儒家哲学所理解的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而牟宗三所谓“本体宇宙论”之所以可以说得通，恰恰也只能在这个意义上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