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的觉醒引发群体活动的活跃是东汉末年以来的大变化。鲁迅说过，只有“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才能使“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中国古代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建安时代思想活跃，人才辈出，其根本因缘就在于这是一个个性高扬的时代。

　　鲁迅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这个观点影响很大，但争议亦复甚多。对“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学界有不同的说法，近来更有人直斥“文学的自觉”为伪命题。但仔细想来，鲁迅的看法自有他的道理。

　　西方“为艺术而艺术派”的代表、法国作家戈蒂耶等人认为，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表现美，他可以超越一切功利，不必为作品的道德意义操心，也与社会政治无关。曹丕没有这样单一绝对化，但确实有类似的文学非工具论的观点。

　　感情与文采并重

　　中国古代的“文学”一词本来主要指文献和学问，是所谓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详见《论语·先进》）；至东汉晚期，诗赋创作和带有文学性的散文大为繁荣，一般称为“文章”，以区别于古老而正宗的“文学”。

　　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陈琳于建安四年（199）左右在写给老朋友张纮的信中自谦道：“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谈，非其实也。”（《三国志·吴书·张纮传》）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写道：“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建安文坛领袖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逐一评说“七子”的文学成就，并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凡此种种提法，均可见此时通行的“文章”一词，已同古老的“文学”拉开了距离，与我们今天的文学概念比较靠近。

　　“文章”也可以简称为“文”，曹丕、曹植都有过这样的提法；“文章”既省略为“文”，其作者也就被称为“文人”。如《典论·论文》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文章”或“文”固然首先包括诗歌和辞赋，同时也包括写得富于文采的各种应用文。中国古人这种“杂文学”的观念源远流长。曹丕对“文章”作了一分为四的说明，即“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各文体虽有不同的要求，但“本同而末异”：“本同”是应当“以气为主”，“末异”则指各文体分别有自己的宜忌。

　　曹丕的“文章四分法”实际上已将纯文学同应用文区别开来，纯文学的诗赋要讲究文采，可以不管实际的需要而追求“美”。这与戈蒂耶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曹丕同时又强调，应用文虽然不以追求美为主要目标，但也得“以气为主”——其中也应当包含感情，要有生气灌注。中古时期的应用文正是如此，后来到南朝更发展到极致。这也正是“文学的自觉”的一个重要侧面。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充满感情（“以气为主”），二是讲究文采（“欲丽”）。后来，刘勰进一步归纳为“情采”两个字，并在《文心雕龙》中有专篇加以论述，他写道：“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生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文心雕龙》对“文”的理解极其宽泛，几乎包括一切文本，但刘勰从中抓住“情采”二字，这表明他早已看清了中国文学的本质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