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末，美国生物化学家詹妮弗·杜德纳在《自然》杂志官网发表“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让我彻夜难眠”一文，对基因编辑技术广泛运用于生物学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哲学与伦理学的思考。在此之前，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也将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和监管问题作为研讨焦点。为何兴起不到30年的基因医学技术让人们“想说爱她不容易”？人文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将如何共同推动这一技术的发展？就上述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追猎致病基因”诉求具有合理性

　　2006年，历时16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宣告完成，并实现对人类基因组99．99%的覆盖。这一研究有何意义？“生物体的一整套基因称为基因组，不同的基因决定生物体的不同性状，不同的基因组决定不同的生物物种。研究基因技术的一个重要动机是在生命蓝图中寻找那些致病基因。”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王康称之为“对致病基因的追猎”。到如今，研究已发现人类1号染色体上的基因与阿兹海默症有关，6号染色体上的基因关系到人类智能的发展等。“可以预见，在未来各种遗传病、肿瘤、心血管病、糖尿病等严重疾病的致病基因和发病机制一定会被找到，这有助于个性化医疗目标的实现。”王康介绍说。

　　然而伴随基因医学技术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尤其是当它被用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时，其未知风险和伦理问题日益引起关注。人们担心科学家“扮演上帝”，企图打开“定制婴儿”的潘多拉之盒。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张新庆分析说，人类梦想通过改变人类胚胎内特定的遗传性状，让新生儿不再携带致病基因，从根本上预防和治愈疾病，这一诉求具有技术的合理性。但如果把这种新技术应用于增强正常人性状和能力的非医学目的，设计新的基因婴儿，就不具有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