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历史语言学和跨境语言研究均取得了值得一书的新进展，相关研究者继续坚持理论探索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工作方式，推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迈上新的阶梯。

　　历史语言学领域，研究认为美洲印第安语“这”、“圆的”和“小的”等词来自早期东亚的几种语言。欧亚语言“土、地”、“舌”、“肩”、“手”、“脚”、“种子”、“年”，第一人称代词和“人”等基本词的对应说明有共同的主要源头和接触关系。由此，可以把印欧语与东亚语言的关系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早期的共同底层。二是末次冰期之后东亚向西的移民语言，主要是东亚人及其农业文化从中亚进入中东，然后随着农业的传播到了欧洲和南亚。三是青铜时代印欧语向东方的传播。四川三星堆遗址中高鼻深目的人像、塔克拉玛干沙漠中三四千年前的印欧人遗址和吐火罗语在新疆地区的遗存都提示了这一点。东亚太平洋语言的许多基本词与印欧语的对应，或来自末次冰期前的接触，或来自冰期结束之后的接触，以及有语源关系的底层语言。世界语言的基本差异源于词形结构（WSS），而不是区别性的音素。语言的多样性似来自词形结构的演化结果，取决于音节构造形态类型和词的音节长度。词形结构的多样性和偏移量模型代表了人类语言演化的多样性方向和演化过程，每种语言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词形结构最基本的特征，因此，词形结构可以视为人类语言“基因”。

　　中国共有30个跨境民族、30多种跨境语言，其历史形成和现实语言结构都具有丰富、复杂的特点，跨境因素对这些民族的语言生活有着重要的制约和影响，是我国一份有价值的语言资源，值得语言学、民族学开垦、挖掘。通过具体跨境语言案例和数据分析，有学者认为应将我国复杂丰富的语言文化资源放到特定的国际环境视野，重新审视和调整现行的民族语言功能规划，在国家语言规划的国际战略方面更加有所作为。

　　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与田野调查领域，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在《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中写入“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足见国家对此的重视。可以说，这是我国新时期的语言国策。新时期“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调查研究涉及的内容包括：构建“科学保护”的理论框架和体系，语言国情与“语言保护”、语言互补与“语言保护”、语言竞争与“语言保护”、语言和谐与“语言保护”等的关系，以及语言保护的方法论问题。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田野调查中直接调查模式越来越难以实现，获得一种单纯的语言内在系统越来越困难。不同的调查者在同一个调查点所得到的调查结果常常不一样，因所选择的发音人不一样。语言接触的大趋势使单语者比例越来越小，濒危语言研究需关注这一现象，利用现有的单语者尽快展开直接调查，尽可能多地记录民族语言的内在结构系统。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记录已不是单纯的耳听手记收集字、词、句材料，而要记录语言族群生活中的言语事件和言语实践。记录手段、内容、成果形式和传播途径也更加多样化。田野调查记录活动涉及族群文化敏感、社区禁忌、族群内务、说话人隐私、相关权益等伦理问题。当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记录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触犯族群文化敏感问题和行为禁忌，对语言社区资源不够珍惜，忽视发音人和说话人的知识产权，语言报告中泄露和传播语言族群个人和群体隐私信息，未经许可采用暗访、暗记、偷录和偷拍等方式获取语言材料，不当支付酬金等。应尽快建立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记录的伦理准则，推动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