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写作的旺盛期，发生在父亲人生走在下坡路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个悖论。时间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世界冷战的背景下，中国大陆独立自主势在必行，一个崭新的工农政权要求着符合自身初衷的精神价值，文学作为文化重构的方法和力量，归并意识形态，共同实现共和国的理想。如我的母亲和父亲，于流离失所投奔革命，接触中国式的共产主义理论，因而改变生活走向的写作者，难免对社会抱着激进的态度，更是自觉承担起使命，期望将一己之力，纳入全体，为他们誓言过的人类目标服务。奇异的是，具有同样背景与追求的两个人，却分别走向命运的两端。父亲其时为军中戏剧工作者，反右运动落马。我至今不能清楚地了解确切原因，似乎和人事有关；又似乎和父亲归侨身份有关，这身份先天就决定了非我族类；也似乎和父亲轻率的性格有关，总之，父亲被逐出军队，从官员到平民，我们家的生活水准便呈直线下降。

　　多少有着挽救家庭不使付之东流的缘故，因我母亲引用过这样的说法：扛着命运的大闸，看孩子们游戏，这孩子们指的就是我和姐姐。后来听母亲说，父亲降级降薪，当日就把我们领出收费昂贵的幼儿园，可这并不让我们尤其我沮丧，去幼儿园可说是我初尝人世之苦楚。这就是母亲扛起的大闸之下的孩子。同时，更可能是，母亲要用行动证明自己，也为父亲证明，他们的思想和精神真就属于那个集体共同的价值体系，母亲就在这时候，加倍积极地写作，收获颇丰。

　　然而文学写作却是一项奇特的劳动，非同于物质生产，不仅为共同的需要主宰，还相当程度地依赖于个体的经验、感情、认识。在我母亲，无论身世、遭际、性格、气质，都决定她是一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是，她的写作几乎从开始起，就面对处理一种紧张关系，个体与集体如何兼容并蓄，两相关照，而这胶着状态，最后却也形成唯她独有的--以“风格”论似有不足，说是“世界观”又太重大，或者是心境吧！而且我以为，父亲的遭际一定间离了母亲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使她在宏大历史中偏于一隅，不得不自我面对，因而在史诗性的战争题材中，攫取了纤细的人和事，写成得茅盾先生称赞，日后几十年里收录为中学生语文教本的短篇小说《百合花》，母亲的名字“茹志鹃”也被文学爱好者熟知，更重要的是，母亲她受鼓舞之下，开始成形自己的风格。然而，又一个悖论产生了，那就是她安身立命于写作的却正是最遭怀疑，甚至生出固定的词组：“家务事”“儿女情”。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的发轫阶段，母亲专以这批评为题目写作两篇小说：《家务事》和《儿女情》，是为自己平反，也是替“家务事，儿女情”正名。但其实，即便在那个严格规范私人情感的日子，母亲以及她的同辈人依然透露出专属他们自身拥有的表情，除去字里行间不经意的渗漏，亦有完整的篇幅，穿越主流落脚边缘，独立于时代的忽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