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连日的大雨丝毫没有阻挡学术的热情。7月24—26日，来自我国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界及现当代文学批评界这三个不同学术领域的近40位学者汇聚一堂，围绕“强制阐释论”这个一年多来文论界热议的命题进行深入讨论。

　　“强制阐释论”是一个审视西方文论史的全新视角，它概括和提炼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重大缺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2014年提出的这个概念携风裹雨而来，搅动了我国文论界的一池春水。在此次研讨会上，张江进一步阐释了他对“强制阐释论”的思考，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构想。

　　提出文学理论的“母题”

　　“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出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径是其四条基本特征。张江指出，“强制阐释论”是基于阐释学视角对当代西方文论缺陷作出的判断。

　　当代西方文论的种种弊端实际上早已在西方学界内部引起质疑。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罗岗举例说，艾伦·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批判美国大学只讲理论，不顾经典；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宣告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我生产的理论无法有效解释文本。

　　但在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高楠看来，西方学者发现这些问题只是理论现象，未能凝聚为理论“母题”。高楠认为，作为反思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个批判性理论，“强制阐释论”的理论意义远大于其文本意义，它提出了相关问题群，在文学理论的文学化、理论的领域性、文学理论的民族性等理论要点指引下凝聚成为理论“母题”。

　　“文学理论不是从文本本身出发，而是从理论到理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说他很早就注意到了当代西方文论的这个危机，但没有想到上升到很高的角度真正严肃地反思这一问题，而“强制阐释论”以高屋建瓴的方式把当代西方文论的种种问题说到了根子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张政文在当代阐释学的发展谱系中对“强制阐释论”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强制阐释论”具有总体性，它是当代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当代文论和阐释学深刻的辨识和有力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