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是古代塔里木盆地诸国中的一个大国，位于天山南麓，地处“丝绸之路”北道要冲，是古代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也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化发源地，中国、印度、波斯以及希腊、罗马等国文化艺术在此交流汇聚。长期以来，不少专家、学者致力于龟兹史地、石窟、乐舞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众多可喜成就。然而，关于龟兹服饰，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本文拟就身边的零星资料，就这一问题略加陈述。

　　一、先秦至两汉时期

　　龟兹服饰是在龟兹历史长河中日积月累所形成的深厚广博的复合体，是古代龟兹物质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衣、食、住、行”等文化基本要素中，“衣”列为首，足见其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古代龟兹居民的服饰究竟如何，史乘仅见片言记载，考古发现分量亦显轻微。因此，目前我们尚无法透视其全部内涵，仅能为其勾勒出一粗浅轮廓。

　　近代考古发掘证明：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人类劳动生息在龟兹。考古学家曾在库车境内的哈拉墩遗址发现了耳坠、耳环等装饰品1”。其中有一耳坠系取一直径32毫米、宽20毫米椭圆形天然石子制成，在石的上端凿一径4毫米孔为穿线之用，中间凿有3毫米之槽供系线之用。从而说明，龟兹早期居民已开始利用石制品装扮自己、美化生活。在发掘的石器制品中，尚存一石纺轮，它的问世，无疑向我们揭示着龟兹纺织业的诞生。在散乱的骨器中，考古学家找到不少用于缝纫和梳妆的骨锥、骨针、骨簪等物品。据黄文弼先生考证，这些石器、骨器是公元前3至1世纪的遗物。若然，说明龟兹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就已经用骨针缝制衣服，且有佩戴石制耳坠、耳环之习尚了。他们生活在自然环境较为严酷的戈壁瀚海边缘，用自己的双手改造生活，装扮自己。每个民族在其社会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一般说来，是先从自己形体的装饰开始的，尤其是发式和衣着成为其主要的审美形式。早期的龟兹居民正是如此。

　　当历史的鼓点敲开两汉时期的巨门，龟兹也健步登上历史的舞台。农业、手工业日益发达，在西域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一时期，汉匈争雄西域，最终却以汉设立“西域都护府”于龟兹境内宣告胜利。自此，汉文化遍播西域沃土。龟兹的服饰文化也甚受汉服饰文化的浸染。

　　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乌孙公主路过龟兹，龟兹王绛宾留女不遣，即与联姻。汉亦以主女比于宗室，号称公主。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主女与绛宾俱入朝，备受宣帝宠爱，赠送甚厚，绛宾亦乐于亲汉。绛宾回国后，史称“乐汉衣服制度，治宫室，作缴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绛宾作为一国之主既如此崇尚汉文化，其国民之仿效风尚当不难想见。西汉时，一般人日常穿着大体可分长袍、短衣两大类。袍服源自先秦的深衣2。贵族身穿禅衣，该衣其实是单层的薄长袍。东汉时期，禅衣已由一般常服演变为武职官员的正式制服。一般庶民还服用  褕。此乃一种用厚衣料制成的可以加皮毛装饰的宽博得长袍，多用来作春秋外衣。士民的便服还有夹袍，又称“复袍”，当为冬季服装。龟兹地区居民盛穿袍服。克孜尔千佛洞69号窟3(东汉末开窟)北壁下绘有供养人(图1)，身穿宽大的袍服，与汉制不同之处是龟兹人在袍服腰际束有腰带，不仅美观、潇洒，又可御寒保暖。

　　汉代短衣类服装分内衣和外衣两种。内衣的代表是衫(即单内衣和夹内衣)，而外衣的代表则是“襦”和“袭”。“襦”是一种及于膝上的绵夹衣。没有着绵絮的短上衣则称作“袭”。龟兹王后的服饰为“衣襦着大袴”，据此可知，龟兹王后上身着长及于膝上的绵夹衣，这种服装适用于变化无常的戈壁气候。至于“袴”，即裤子。汉代女子之“袴”无裆，其款式类似“裙”。龟兹王后所穿“襦”和“袴”无论质料和作工与一般民众和官吏迥然不同，多衣锦绣，满头珠翠。

　　两汉时期，匈奴曾雄极一时，一度占据龟兹。汉与西域时通时绝，但是汉与西域人民的关系始终是友好的。龟兹国“乐汉衣服制度”就是绝好的证明。这一时期的龟兹服装尽管受到汉民族的影响，但是却始终以当地民族的服装形式为主。龟兹人一般喜穿长袍，袖口窄小，缘有锦绣，袍长没膝，对襟式样(图2)。这种服饰与当地干旱多风沙的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窄袖便于射猎，袍长没膝既可遮挡风沙，亦可御寒。腰间束带(图3)，便于佩剑及悬挂各类日常生活用具。而缘锦绣则意味着龟兹人对服饰美的崇尚。由此可见，龟兹服饰是古龟兹人在劳动生产和自然斗争中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