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多种文化思想的冲突

　　——小说主题意向交错的状态

　　从社会伦理阶段开始，小说的主题出现了意向交错的复杂状态。在每一个阶段性的主题现象中，几乎都可以发现两个以上的不同意向，有时甚至发生直接的倾向对立。其实这种差异在政治批判的主题阶段就已存在，只不过是潜在的，没有民族文化的思考阶段那样明朗化。这是由于新时期小说的初级阶段，社会生活的基本任务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作家们的思想准备虽然各不相同，但思想的落点却都集中在政治的批判上，达到批判极左政治的目的。

　　当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不再是单纯美好的愿望，而是艰苦的实践，它对整个民族生活秩序和心理习惯的振动，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多种文化思想的冲突。前一时期潜在的差异就明朗化了。

　　对变动着的现实关系的态度

　　转折时期社会关系最明显的变动是经济关系的变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经济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活跃局面。这原本是人们盼望已久的民族现代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实践环节，但即使在直接表现改革的作品中，也明显地表现出人们对这个时代变革的不同理解。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其中价值观念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带有普遍性。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动必然引起社会伦理关系的变化，价值观念的变动便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在蒋子龙和张洁的作品中，由于城市改革尚未铺开，他们的意向作为主观的理想，还仅仅表现为文化思想的差异的话，那么，在农村题材的大量作品中，则由于经济关系的大幅度变化引起的社会伦理关系的现实变化，造成了小说主题更明显的差异。尽管作家们对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但对由此带来社会伦理关系的变动，却难以取得一致的态度。张贤亮的《河的子孙》和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是典型的例子。价值观念的差异在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主要集中在人们对爱情的不同理解上。如韦君宜的《洗礼》、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抗抗的《淡淡的晨雾》等作品。

　　以上种种小说主题意向的差异并不奇怪。它是转折时期变动着的现实关系在观念形态中的反映；也是旧的价值观念破碎与新的价值观念尚未建设起来的交替时代，人们为建设新的价值观念所进行的积极探索。肯定人对生活追求的基本倾向，是人们经历了以抽象的观念扼杀具体的人的严酷浩劫之后，痛定思痛之时，形成的新的伦理理想，也是民族现代化的历史步伐对旧有的观念冲击的结果。

　　对传统的态度

　　对变动着的现实关系的态度，最直接地牵动着人们对传统的态度。由此，也反映为小说主题意向的交错。新时期的小说主题中，一开始就存在着反传统的倾向。特别是青年人的作品中，尤其激荡着一股反叛的浪漫主义情绪。最早的源头可追至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和赵振开的《波动》。最为复杂的情况是中年作家及个别老作家对革命传统的态度。多数中年作家和一部分老年作家是从革命传统出发解释历史现象，歌颂人们在政治的泥泞中革命理想不灭的闪光。如王蒙的《布礼》、从维熙的《遗落在沙滩的脚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等。和这种倾向相反的是另一部分中年作家的意向。刘心武的《大眼猫》、《如意》、张弦的《挣不断的红丝线》、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作品，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中，对此持较大的保留态度。他们注意到革命传统内部依然浸入了许多并不合乎革命理想的因素，扼杀着人的感情，影响着人们的命运。

　　总的来说，在具体的社会伦理理想方面，中老年作家们更接近些，而和青年作家们之间的差距更大些。但老年作家们对人生普遍苦难的体察和青年作家对人生普遍艰辛的理解之间，内在的文化意识、价值观念又有许多相近之处，表现在他们大都从个体人生的角度看待世界，这和普遍从社会的角度看人生的中年作家们，又有着共同的差异。两种差距的焦点在于现代意识。新时期小说由对传统态度所形成的意向交错现象，正是传统在急剧变革的时代多种选择的客观反映。对传统的激烈反叛与重新发现，则最集中地体现着这个时代的变革精神。

　　对历史的态度

　　对传统的态度也是人们历史意识的一部分。历史意识的自觉是新时期小说主题有别于以往二十七年的重要标志。这不仅存在于以反思当代历史为目的的作品中，而且也广泛地存在于各种主题现象中。作为对一场历史动乱的补偿，历史意识的觉醒是从对既有观念的怀疑开始的。“伤痕文学”对十年浩劫中社会动乱和人民创伤的揭示，“反思文学”对当代政治历史的整体描绘，都标志着真实的历史精神回到了文学中。如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叶之纂的《我们建国巷》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对历史态度的意向交错根源于人们看待历史的角度与运用尺度的差异。因此，千差万别的意向是难于归纳清楚的，其中存在着不可比拟的因素。但总的来说，多数中年作家较习惯以社会为视角，以当代历史为时间尺度，而一部分青年作家则更喜欢以人生为视角，以民族历史为尺度；中年作家的作品中寓意在评价人们某一阶段或某一部分历史活动的得失，而青年作家中的一部分作品则倾向于对历史运动的宏观哲学的把握；中年作家们多数人注重对人们直接的政治活动的认识，一般不超出政治结论的基本范围，而一部分青年作家则力图透过轰轰烈烈的政治场面，或深入一个时代普遍的社会心理，或关注民族整体的文化因素，这都使他们更加重视普通人的活动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由于多数中年作家在反思历史中较少介入自己，因而单纯的乐观意识更多些，而一部分青年作家则在人生的启悟中个体的悲观意识更多些，其中的一部分人并最终达到了总体乐观的精神归宿。

　　对自然的态度

　　对自然的态度和对现实、传统、历史的态度一样，是作家们审美意识的一部分。在此之前的中国当代文学中，人和自然的关系或处于直观的和谐状态，或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甚至以简单狭隘的政治意识否定人与自然的精神联系。在新时期的小说主题中，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和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基本扭转了这种主观性极强的盲目乐观态度。许多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在表现极“左”政治对生产力破坏的同时，都不可避免地谴责了它对山林、土地等自然力的破坏，表达了人们努力和自然建立一种更科学的联系的愿望。在其他大量作品中，自然是作家人生意识的一部分，寄托着作家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理想。而作家们对社会人生的不同审美理想，使他们对自然的态度中呈现出纷繁多样的意向。

　　一方面在许多以现代都市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中，自然逐渐消逝在现代的人工环境里，人与自然的疏远表现了在拥挤的现代城市中人与人心灵的隔膜，以及人的心理越来越趋向超自然的感觉状态。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张辛欣的《清晨，三十分钟》等作品都是最典型的代表。与此相反，在许多乡土文学的作品中，自然又以其原始的姿态展示出丰富的面貌。古华对湘南山林的泼墨渲染，刘绍棠对运河田园的清淡写意，都把自然的丰姿作为审美的重要内容。对自然同样带有写意的主观态度，却赋予它更多悲观意识的意向，是王观胜的《猎户星座》、周立武的《巨兽》等作品。以上这些作品都带有不同程度的象征或写意的特点，作家们对自然的态度无论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都较为主观，即在观照自然的时候赋予了自然较多的主观色彩。直观地观照自然，把它作为人们生活的客观环境，是写实性作品的基本意向。在这些作品中自然既不是纯美的象征，也不是消极自在的代表。作家们对自然态度的自觉，主要表现在他们把自然的地方个性和民族性格相对应，在整体和谐中摹写社会人生的真实。张贤亮的《河的子孙》、张承志的《黑骏马》等作品都带有这种意向。

　　在小说主题对自然的态度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社会生活自身的变动，特别是变革时代整个民族和自然基本联系方式的缓慢变动，以及这种变动对民族心理的微妙影响。而交错着的意向，则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与自然极度不平衡的物质和精神联系方式。

　　在新时期小说主题交错着的意向中，我们可以看到多种文化思想的矛盾冲突。这是此前二十七年的小说主题中绝少出现的现象。当我们进一步探究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小说主题中会出现这种明显的文化思想差异时，可以追寻到如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变革时代社会生活的极度不平衡现实是形成小说主题意向交错的基本原因；第二，作家们文化构成的差异是形成小说主题意向交错的主要原因；第三，这个时代社会政治的改善是小说主题意向交错的重要原因。

　　本文上篇从纵的角度粗略地描述了新时期小说主题由表及里的发展过程，从中可以看到，由社会政治的批判到民族文化的思考两大阶段诸多分散主题的演进中，基本主题不断变化的形态。下篇又横向展开小说主题纵横交错的意向，从中可以看到变革时代民族文化构成的变动。目的都在于整体地描述新时期小说主题的丰富性。仅以本文上、下两篇的微薄努力，我们不难看出新时期小说主题的整体态势和已经达到的基本成就。

　　新时期小说主题的丰富性，使它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最具体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表层的社会生活现实到社会伦理、社会心理、社会风习等最隐性的民族文化层次，都在文明与愚昧冲突的普遍联系中得到展现。因此，新时期小说主题，比当代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整体。而联系着各个分主题的基本主题，又深刻地反映了时代变革的基本矛盾，因此，又比当代文学任何一个时期的小说，更体现民族的历史趋向。这些成就对于推动民族历史现代化的进程，对民族现代文化的建设，对民族伟大精神的塑造，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季红真，女，1955年生，198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1984年8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获文学硕士学位，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研究人员。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