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40年文艺理论争鸣的历史回顾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大致包括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三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几乎同时进行了三场重要的争鸣，奏响了新时期中国文艺理论的第一乐章：一是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讨论；二是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三是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问题的大讨论。在这三场讨论之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声势浩大的“方法论热”和稍后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进入了一个多元发展的新阶段。最值得关注的，首先是1994年前后我国学界掀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主要涉及人文精神的理解、人文精神的危机、人文精神的重建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人文精神与终极关怀以及新形势下知识分子的人文使命等一系列重要话题。其次是“中国文论的失语症”话题的提出，以及迅速在学界引起的热烈争论。这两场跨世纪的讨论，是学界通过与西方学术思想的冲突、交锋和对话，对中国传统文论资源的一次全面审视。它一方面推进了学界对于古代文论本身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批判地借鉴西方文论的同时，大力吸收中国古代文论优秀传统资源，以建构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学科。这对于当代文艺理论的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此外，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讨论和研究贯穿新时期40年，直接、间接地影响到当代文艺学建设的方方面面。

　　进入21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又迎来一个充满生机的新的发展阶段。“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艺学的文化研究转向”主张的提出，成为新世纪开始文艺学关注和争鸣的兴奋点。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争鸣，是21世纪文艺理论界另一场重要的讨论，对我国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围绕图像学、图文关系、视觉现代性、观看方式以及文学理论研究“视觉转向”、“图像转向”等问题进行的深入研讨，进一步拓展了文艺理论的研究领地，深化了人们对于视觉文化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关于“文学终结论”的讨论，体现了中国文艺理论界对文学和文艺学学科未来发展、转型等问题的核心关切与深入思考。

　　近年来，文艺理论界最集中关注、并产生最大影响的事件，是“强制阐释论”的提出和随后展开的大讨论。2014年张江发表的《强制阐释论》及其后一系列论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主要或根本缺陷之一，引起国内学界热烈反响，得到国内学界高度评价。2017年张江又提出“公共阐释论”，重点论述阐释的普遍性与有效性问题，实际上指出了当代中国文论建构应该依托阐释学视野的新主张，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围绕强制阐释和公共阐释及当代阐释学基本问题，张江先后与希利斯·米勒、尤尔根·哈贝马斯、安东尼·吉登斯等多位欧美知名学者对话讨论，展开深度交流，在推动中国文论走向世界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