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揭示政治经济学批判功能的当代价值，进而引导经济学研究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是理论工作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独特功能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其理论研究和理论创立中最突出的是“反思”和“穿透”功能。

　　“反思”与批判是内在相通的，反思就意味着批判性的考察。这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主要体现为前提的反思与方法的反思。就前提的批判反思来看，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看作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和立论根据，马克思都给予严格的追问。例如，古典经济学在研究问题时是从商品、交换、价值这些最基本的经济现象出发的，但是把这些现象看作是人类社会固有的，并且是由人的交换本性决定的。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中就予以深入的考察和反思，认为商品、交换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矛盾作用的结果。就方法的批判反思来看，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形而上学的论证方法，马克思都给以历史性的省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也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下形成并且取得历史特征的。同其生产方式直接相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现象、经济关系无不具有历史性。

　　“穿透”的功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功能最为明显的体现。凡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作现象与现象之间、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地方，马克思都看到了隐含在其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其他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差别，就在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从社会的总体性出发，站在社会关系的高度来考察和把握经济现象。这就超越了纯经济的分析，给经济现象以政治的和社会的考量，用社会历史理论来解释和说明各种经济现象。与此相反，西方经济学完全取消了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来研究经济，主要突出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量”的分析，才使追求经济理论的“数学化”和“模型化”成为可能。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内生的，离开了批判，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价值立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摆脱资本的统治，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二是研究方法。最能体现马克思研究方法显著特点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不是“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而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三是理论观点。马克思的理论探讨直指问题的本质，直接揭露矛盾、问题，常常“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具有批判功能，关键是有赖于唯物史观。如果没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理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理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社会形态演变的理论，没有由这些理论所产生出来的矛盾分析法、过程分析法、整体性分析法等，也就不可能形成马克思特有的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形成和发挥其特有的批判功能。仅仅用实证的方法、数学的方法、建构模型的方法，是无论如何达不到政治经济学理论高度的，是无法实现其批判功能的。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所讲的批判，内在地包含着建构。就此而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批判与建构的统一。

　　“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就近些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研究的问题来看，不乏可喜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危险，即从“哲学话语”沦为“话语哲学”。要想阻断从哲学话语蜕变为话语哲学，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首先是研究对象的回归。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最大的问题是研究对象的模糊，即把本来不属于或主要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纳入其中，而将真正需要研究的问题淡化处理。如像西方经济学那样，把资源配置作为研究的重点。完全脱离社会经济关系，将资源配置仅仅当作纯技术的问题来处理，这不是政治经济学应有的研究方式。因此，应当校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和对象，从“见物不见人”的误区中走出来，把遮蔽的东西重新显现出来，以保持政治经济学的健康发展。

　　其次是理论主题的回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题，后者则是以生产效率和投入产出效益的最大化为主题。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直接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最终目的则是为了寻求人类解放和发展的具体道路。今天研究政治经济学，同样必须紧扣这样的理论主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再次是研究方法的回归。马克思的许多重要经济观点就是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前提性批判中形成的。这种研究方式对于我们深入探讨一些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澄清许多理论是非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例如，西方经济学之所以将公平和效率视为矛盾，这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成为西方国家进入福利社会之后劳资双方矛盾的突出反映。实际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非是“零和”的，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可以同时发挥作用并实现有效结合，中国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通过批判分析，发现和形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这是一项基础性的理论工作。

　　最后是研究路径的回归。必须克服对西方经济学的路径依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加强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以形成符合自身发展的经济理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把握

　　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各种重要理论的提出，没有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就没有改革与发展的今天。在新的发展时期，要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同样需要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引导。对于今后的发展来说，特别要加强中国问题的考察、中国经验的总结、中国道路的探索。

　　首先来看中国问题的考察。只有那些对中国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乃至关涉中国前途命运的问题，才能称得上“中国问题”。这些问题的提炼和考察，必须借助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分析。而且，“中国问题”必须是中国发展中的真问题，而不能是把一些西方国家出现的问题当作我们自己的问题。现在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各种深层次的问题逐渐形成并日益暴露出来，能否及时地发现问题并予以合理应对，事关发展的成败。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分析、解决问题，都需要加强批判性的反思。

　　再来看中国经验的总结。加强中国经验的总结，不仅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描述”走向概括、提炼，从经验上升到理论，只有借助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揭示经验背后的一般规律或常规性的东西才有可能。加强“中国经验”的总结，同时意味着对发展教训的吸取和总结。无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还是“生态文明”的建设；无论是“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是“公平正义”的倡导，均与发展过程中的国内外教训直接相关。

　　最后来看中国道路的探索。中国道路并不是按照什么模式设计出来的，而是中国人根据当时国内外条件，尤其是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逐渐探索出来的。在研究中国道路时，不能孤立地讲其“中国特色”、“中国元素”，同时必须注意阐明中国道路与世界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中国道路与社会形态依次更替规律（即“五形态论”）的相互关系。不能离开“五形态论”来抽象地讲中国道路，这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和方法。对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同样需要坚持这样的立场和方法。

　　总的说来，要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加以深刻的把握，不能离开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国发展实践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特殊性，这就是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合理发挥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功能，充分凸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价值。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刘倩 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