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奋斗者同在是幸福的！”面对记者的采访，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文这样感慨自己的学术之路。在奋斗和幸福成为时代精神主题的当下，陈文表示，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是幸福的时代。

　　从政治学视角看城市治理

　　陈文长期关注中国当代政治研究，在城市治理领域也颇有建树。“研究动力源自于我对当代中国政治和城市治理领域诸多论题的浓厚兴趣，尤其是我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及其诸多新兴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保持着一种好奇心。”面对着诸如为何中国在短短40年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为何像深圳这样的城市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等问题，陈文认为，若不从当代中国政治的角度去阐释，颇难全景式地理解其中的奥秘。这也是国内外诸多学者都非常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在城市研究学者看来，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城市发展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但是由于过度依赖‘工业化先于城市化’的路径，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患上了难以治愈的‘城市病’。”陈文表示，这些城市治理问题也是学者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坚持和恪守“没有调查就没有研究权”的原则，各位研究员每年都需要做大量的实证调研。“在研究实践中，城市的‘碎片化治理’现象对我触动比较大。”陈文说道。

　　据陈文介绍，在城市基层治理实践中，社区需要对接市、区、街道等几十个部门和百余项工作事务。据不完全统计，有些社区负责的工作任务多达26项大类、125项小类，其中长期性工作109项、临时性工作16项；有68项属社会工作类；日常需要排查和统计的工作有127项、需要迎接各个职能部门检查的工作多达121项；盖章事务多达100多项，有些本来不该由社区盖章的业务，一些职能部门为了“避责”、“甩责”随意下压给社区。

　　这导致社区工作人员往往把有限的精力主要用于应付检查，而无暇顾及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这些问题如果不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去有效解决，会导致大量城市社会治理问题常年累积，必然会增加城市运行成本，削弱城市和国家的竞争力。这就迫切需要研究者去全面调研分析，更需要党和政府部门加强制度设计和协同治理予以有效解决。

　　学术研究还需深入完善

　　谈起自己的阶段性学术成果，陈文说，“虽然有的论文也发表在顶级和权威期刊，但总是觉得有诸多地方还需要完善。”例如，他以前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利益个体组织化”与“利益组织政治化”的现象做过一些理论探究，前者一般指具有相同或相似诉求的利益个体，为了以集体力量和团体形式维护和实现其利益而自发组织起来的过程，后者主要指组织化的利益团体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行政治参与的过程。

　　此外，他也从结构、职能、责任、制度与组织等五个层面对城市社会“碎片化治理”的生成机理和消解逻辑做过一些探析。陈文认为，城市社会“碎片化治理”一般是指在城市社会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彼此独立、治理方式相互排斥、治理机制不能衔接、治理行为难以互动、治理结果虚化无效的特定治理状态。有必要遵循依法管治、有序自治与协同共治的复合治理逻辑，从压缩权力结构链条、促进职能部门协同、明晰主管与属地责任、完善社区工作准入制度、激活社会自治功能等方面，消解“碎片化治理”现象。

　　新时代是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时代

　　学科交叉融合成为当前学术研究重要发展趋势。在平时的学术研究中，陈文对社会学、哲学、法学和逻辑学比较感兴趣，经常会阅读这方面的著作和论文。目前，他正在重点关注城市政治学的研究状况，希望将城市政治与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个人的心得体会是需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国际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结合，我会从上述三个方面重点研究城市政治、都市治理与当代中国政治等问题，期待能解释和解决一些具有理论意义的现实问题及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他说。

　　作为一位科研工作者，陈文认为，任何事业都离不开奋斗，都需要尽己所能、无怨无悔的担当和豁达。在他看来，科研是个“辛苦+快乐”的工作，一方面其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商业气氛浓厚的深圳，若单从物质追求的角度来看，做学术研究甚至是一种近乎“愚钝”的选择；但另一方面，科研又是快乐的，尤其是与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共同奋斗。陈文多次感慨能在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工作，“尤其是每当看到满头银发的黄卫平老师仍然笔耕不断时，我都会感到，与奋斗者同在是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