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教授程美宝曾在一次讲演中说道，近代广州的“前史”，必须从澳门说起。自从澳门被葡萄牙殖民者作为贸易基地之始，华南乃至整个中国进入一个新的贸易体系中，它开启的是广州贸易体系，也是后期香港崛起的先声。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中国的“前史”，也要从澳门说起。

　　近年来，海洋史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鸦片战争之前的华南社会和东南亚社会之间的连接，而连接这些的，正是华南社会的人员、货物流动，这也是整个东南亚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澳门，作为最早进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基地，也是近年来学术关注点之一。随着内地与澳门之间的人文学术交流与合作日益紧密，不少内地知名学者选择到澳门做访问学者，进一步加快了澳门人文社科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澳门基金会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澳门学”提出五年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学的重要推动者吴志良。

■澳门基金会主席吴志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包括澳门基金会，加大了对学术研究的支持力度，比如《澳门理工学院学报》从内地引进不少人才，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延聘了内地一些知名学者，请您谈谈澳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当前面临的时代背景和机遇，这对于澳门学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吴志良：澳门回归祖国是举世瞩目的历史盛事，特别行政区的建设也是人类文明史的一次创举。澳门回归平稳顺利，特区建设有序展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近年来，不仅吸引了一批优秀专家学者前来澳门，也培养了一批数量不少的本地青年才俊。他们有理论素养、有国际视野，了解澳门、热爱澳门，成为推动澳门学发展的生力军。这批人才，是构建澳门学的必要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有很多澳门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甚至在《历史研究》等一些高级别期刊上刊发，您怎么评价澳门学研究目前所取得的进展？对于下一步研究有何总体构划？

　　吴志良：澳门学术界长期在澳门研究上默默耕耘，打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许多研究成果，在《澳门研究》、《澳门文化杂志》和《澳门理工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专著的出版量也相当可观。不仅澳门基金会、澳门文化局、澳门大学等机构出版了数以百计的著作，广东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也在内地发行了数以百计的专著，涉及的学科包括政治、历史、文化、艺术、社会、经济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在内地一流的学术刊物发表，还有一些论文和专著在国外发表和出版，这是十分可喜的趋势：一是证明澳门的学术水平有了较快的提高，二是说明澳门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我们认为，澳门学的研究进展良好，势头喜人，但整体来看，仍然存在不少挑战：一是学科发展不平衡，比较集中在历史文化和法律领域；二是水平还比较参差，学术规范不足；三是田野考察、实证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缺乏第一手资料；四是理论建构和理论高度不足，视野受限，缺乏创新之作。如何通过资源分配协力引导澳门学纵深发展，是各学术机构应高度重视的课题，也应引起学术界的自觉。

　　《中国社会科学报》：澳门有两个优势值得关注，一个是特别行政区的优势，另外，澳门是中葡关系的窗口。当然澳门的劣势也非常明显，比如面积小等，您觉得在这两个方面，澳门学的相关研究能做些什么？

　　吴志良：优势和劣势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澳门面积虽小，并没有妨碍它在中西文化沟通交流上担当举足轻重的角色，也没有影响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澳门地域不大，从学术角度看，正好成为一个完美的研究对象，也便利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特别行政区是从殖民政治走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殖民社会的再造，具有重大的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文化学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澳门历史上素有“人类文明实验室”的美誉，今后仍应为人类文明发展探索一条可行路径。所以，我们一直认为，澳门学的构建就是本土知识体系的构建，其核心问题是要寻找“从哪里来、在哪里、到哪里去”的答案，不仅为特区发展提供知识支持和理论支撑，也为人类文明树立一个“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典范。而它所经历的中葡关系历史，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澳门学可以说是一种“区域研究”，近年来，学界有“走出区域研究”的呼声，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如何让澳门研究或者澳门学“走出澳门”？

　　吴志良：本土知识体系表面上是地方性、区域性的，事实上，本土知识不过是国际体系下的一个观照物，它与世界是相连相通的。探讨和总结本土知识的独特性，既是为了凸显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也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国家和国际社会。澳门学“走出澳门”，主要应该指学术成果走出澳门，受到国际学界更好的关注、重视和认可。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待学界去挖掘。

                           ■澳门文化中心            图片来源：CFP